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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昇值首先體現在國家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人民幣昇值也就意味著以外匯儲備為主的人民幣資產的貶值,從而形成國家資產減少的局面,這將影響到整個國家金融風險加大,惡化國家的外貿環境與外貿條件。
其次,人民幣昇值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將產生巨大的影響。首先是出口企業變相的價格下降影響到出口企業的利潤減少;其次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將進一步影響生產企業的利潤的形成,從而導致國內生產企業的資本不足,以及資本深化的危機,而這又會影響到技術的更新,進一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上昇,從而全面惡化國內生產企業的生存環境。
生產企業環境的惡化,會直接導致資本方的流出,從而產生更多的熱錢形成,以及更為廣泛的貨幣流動性過剩的問題。貨幣流動性過剩會進一步加劇資本深化的動機,強化資本自身無性繁衍的動力,形成通貨膨脹。
在此種情況下,國家一方面要繼續運用資本深化的作用,做大做強工業企業,同時國家也會維護工業企業的安全,采取一系列保護工業企業的策略。
我們對這方面的政策方向判斷如下:運用國家手段做大做強資本市場,保證資本市場的安全;具體做法會以增加證券市場的含金量為主,一方面會加快國有企業的上市過程;一方面會加快境外內地紅藍籌股的A股回歸;三是讓境外優質企業A股上市。同時在期貨市場保持謹慎的擴張策略。
6、經濟周期與房價上漲持續的經濟發展與貨幣深化過程會形成通貨膨脹,當今世界普遍面臨的發展飢渴將助長通貨膨脹的形成。但為了防止金融危機而運用的財政金融稅收政策又將經濟拖入通貨緊縮的陷阱中。一個完整的周期總要伴隨著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交替出現而形成。
我國自2001年以來,本輪經濟周期已經走過了6個年頭,前幾年我們也出現了美國經濟所出現的高增長與低通貨膨脹局面,我們的法定利率一直保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在世界范圍內的事實證明,平衡增長只是一個善良的願望,經濟必然會以它自身的規律進行發展。而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是前幾年的房價也出現溫和的上漲。
隨著07年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的高速度,07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在前幾年的壓制中一下階段性爆發,而房價則在通貨膨脹的助推下,呈現出非理性的上漲狀態。從這個角度來看,房價的上漲與經濟周期的階段性特征呈現出高度吻合的狀態。而08年隨著國家對經濟發展速度的調整,房產價格也將會對應呈現出調整狀態。
我們對國家在房地產領域的宏觀調整政策方向判斷:針對以前對消費終端控制出現的調控不力局面,國家在調控策略上會呈現出前端化趨勢,即控制房地產市場的供應市場。對於房價上漲到底是供給不夠還是開發商惡意抬價,在原因不清楚的情況下,國家可能暫時不會對土地市場采取激烈的措施,開發商市場將成為國家本階段重點調控對象,一方面運用金融政策抬高行業准入門檻,消滅更多的小開發商;二是運用扶持大企業形成壟斷的策略來進行價格控制。
7、城市化、城市發展與房地產市場用城市緊缺來解釋中國房價的上漲機制好像並不具有太大的價值,不過在中國現階段,由於對城市化的非理性解讀導致了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結構性問題,從而客觀加大了房地產市場的緊缺型。
中國的城市結構呈現出嚴重的倒金字塔結構,中國的城市結構如下:中國的特大城市有174個,50-100萬人的城市有274個,20-50萬的城市有172個,3-20萬的城市卻只有4個(數據來源:人大2006年中國經濟發展報告之全面持續發展的新型工業化)。從這組結構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呈現出具體的城市稀缺狀態,一是總體城市數量太少,二是結構極其不合理,小城市幾乎沒有。這裡反映出來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對城市的理解是城市化就是大城市化;第二個反映出來的問題則是大城市需求的剛性化;這個數據背後也隱藏著這樣一個思路,就是國家對城市發展的錯位思路,在片面強調大城市的極化效果情況下,忽視了極化效果的負面效應。這點與中國長期的城鄉二元機制問題出於同樣一個道理。
因為大城市的緊缺,直接導致了大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緊缺,而地方政府官員出於政績需要,又刻意在誘導民眾誤解概念。比如某市長在談論房地產市場的未來的時候,只強調未來城市人口的增長形成的需求,而不具體指出城市人口增長是由城市群的人口增長累計的,將城市化誤導為都市化,從而客觀上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階段性恐慌狀態。
結合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以及蘇南模式之前成功的轉移勞動生產力的經驗,國家可能會再次鼓勵發展中小城市,只不過本輪中小城市的發展可能會相對於以前的企業推動變成政府推動,也即政府先大力修建公共設施,以減緩基礎建設短期內積聚下降帶來的經濟風險,同時又可以通過合法有序的政治引導來推動中小城市的發展。
因此未來的中小城市,會成為壟斷市場的補充產品;國家也會有意識的將那些不能得到壟斷地位的企業引向這些中小城市,為這些企業謀求一個生存的空間。
8、城鄉統籌下的城市發展思路當前政府正積極探索城鄉統籌下的經濟發展,究其實質來說城鄉統籌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城市群的發展,這反映出國家對大城市極化效應的反思以及對改變這種極化效應所采取的措施。
城鄉統籌,顧名思義就是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前者是都市的美化效應,後者是鄉村的聚集化效應。鄉村聚集化的本質特征就是小城市化,雖然這個改革因為蘇南模式的失敗而中途一度停止,但是隨著國家對城鄉二元經濟調整的決心加大,國家再次啟動了小城市化的戰略,只不過這次的小城市化不是以鄉鎮企業聚集形成小城市而由小城市反哺育鄉鎮企業的思路,在要素投入上體現出政府的公共管理的特征與效應。
在城鄉統籌的背景下,小城市將獲得更多的公共資源,從而哺育更多的鄉鎮企業,形成小城市人口的聚集,從而減緩對大城市人口膨脹所產生的壓力,同時減輕對大城市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以及非理性恐慌。
城鄉統籌的順利實現,對中國經濟的好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利於生產廠家的再次成本轉移,為大城市的經濟轉型提供物質支橕;其次是更多的鄉鎮企業將有力的形成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緩解二元經濟的巨大難題;三是完善對城市自身結構的調整,形成梯度化的城市結構。從而緩解大城市極化效應下的各種負面效應(房地產危機只是其中一種而已)。而如果中國的中小城市增加到1000個,按照每個城市10萬的人口規模,那麼將轉移一億的勞動力,從而也轉移了一億人的住房需求,這對降低當前大城市房產市場的剛性需求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在需求的降低下,大城市的房產市場將進入到一個供需平衡的狀態中,而在一個供需平衡的市場上房價問題將會得到徹底控制。
9、土地問題這其實是房地產市場最為核心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是國家經濟發展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國家在土地問題上的核心思想是,在現有土地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均衡的策略來保證國家的基本生存與發展問題;同時如何運用有效的土地來解決政治公平與經濟發展的問題;第三是如何妥善處理社會生產與消費需求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集中反映在耕地面積方面,耕地面積是整個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物質保證,也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因此保證所有土地問題的核心思路是在現有用地數量下,如何來保證耕地面積不減少。
第二個問題是耕地面積的減少帶來的三農問題以及城市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由此衍生到城市低端人群的就業與保障問題,由此帶來的社會政治成本與經濟成本的雙重成本分攤問題。
第三個問題則反映在工業用地與房地產開發用地的二元矛盾上,如何將有限的土地資源用來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同時又能有效兼顧社會民生與社會福利問題,是土地在決定非耕種使用的情況下的土地決策問題。
而基於耕地對於中國廣大農民的福利性問題,以及當前我國工業化的普及程度相對較低的問題,大面積的實現土地流轉帶來的大面積的由於失去土地而轉為城市貧民後,這些人的生存問題成為決策的核心點。因為他並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更為主要的是涉及到政治穩定問題,因此國家沒有尋找到非常合理的策略之前,是不會對土地問題有重大突破的。
我們對土地問題的政策方向判斷為:保證耕地的情況下,宅基地流轉將成為一種必然,土地政策改革的核心關鍵環節是宅基地流轉的程度,是在體制內流通還是全社會流通成為了土地市場的關鍵問題。而在城市跨區域存量土地置換問題上,向大城市集中的可能性正在減弱,而向中小城市分配的可能性將會增強。工業用地在中小城市會適度擴張,小城市建設用地將得到擴張。
10、金融開放以及相關問題金融開放與資本深化過程中的中外資本對抗的問題,以及外資盈利問題的角度,筆者已經在以前的文章中有過詳細闡述,故在此處不再贅言。
結論:我們認為,未來國家的金融政策是要將我國建設成一個資本的強國,而金融方面的所有政策都會以此作為出發點。我們對金融方面的方向性政策預測為:將人民幣發展成世界結算貨幣;中國大陸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市場的主要市場;資本市場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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