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找房的這十天，卻讓她有了一番感觸——北京這樣的精神家園、上海那樣的物質聖殿，對任何人都有吸引力，如果只有吸引沒有排斥，這兩個地方就該連一只腳也插不進了。

　　代替過去的戶口和糧本，充當城市化排斥力的就是房價。為房租花掉的那四分之一月薪，就是北京的第一道門檻，如果一個月掙的錢還不夠在城區租一套房，那就幾乎沒有融入北京的可能。要照顧，還是要自由租房重現北京，不過是10年前的事情。

　　『我愛我家』公司董事長劉田回憶說，北京的房屋租賃市場從1999年開始形成規模，那正是公房改革基本結束的一年。公房改革讓房屋使用權流動起來，那些閑置的住房通過租賃和二手房交易市場到了最迫切需要它的人手中。也就是從那時起，集體宿捨與福利房一起走向了沒落。

　　租房，一方面大口吞噬著年輕人的薪水，另一方面也讓他們提前擁有了自己的獨立空間。

　　秦嘉2002年來到北京，享受了體制內最後的住房福利——單位出錢租的集體宿捨。他下決心從集體宿捨搬出來租房，是因為和他同處一室的同事交了女友，掛在集體宿捨中間的布簾擋得住視線卻隔不住聲音。為了自己和別人能擁有一個私人空間，他寧願付出每月收入的30%到50%去租房。

　　秦嘉告訴記者，公房改革前想要擁有獨立空間必須拿到結婚證，纔能從集體宿捨搬出去；而現在只要付得起房租，就可以隨便挑選你中意的住所，這一份自由的選擇，肯定會對這一代人的其他行為產生影響。公房改革產生的另一個區別在於，租什麼房、買什麼房，都由自己說了算。這中間的選擇空間使年輕人對未來充滿了夢想，這些夢想所包含的已經遠遠超過以前單位給年輕夫婦提供的一居室舊房。不少都市新銳決心打亂那種按部就班。在一家門戶網站做彩信業務的冉冉每月有上萬元收入，按道理這樣收入水平應該開始考慮買房，但冉冉卻對租房情有獨鍾。冉冉宣稱如果買房，『我要買二環以內200平方以上、每平方兩萬元以上的大房子，要有一個大屋子放我的衣服，還有一個大屋子養我的狗狗，當然還有一個房間屬於我和男友。』

　　當然，她也知道可能十年二十年也做不到，所以她目前想都沒有想過買房。租房緩解了最迫切的居住需求，纔能讓冉冉堅持她的夢想，沿著從租房到買房『梯級消費』的臺階，慢慢走近心目中的那套大房子。從集體宿捨到自己租房，大都市的新來者在輕松與負擔、照顧與自由之間做出了選擇。

　　『我愛我家』市場研究中心提供的分析數據表明，新進入大都市三年到四年的居民，選擇租房的佔到90%以上，在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上海和北京，常年租房的人口都突破了300萬。愛上別人的家，已經成為新來者的第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