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理想，肯定不能光打擊捂地、炒地，還得打擊炒房。民國時用的手段是征收房產稅。當時各地的辦法和稅率都不一樣，幾乎是一個城市就有一套政策。

　　像上海，租界裡秉承英法兩國的老辦法，早在清朝道光年間就征收過房產稅。租界以外的地方從民國初年纔開始征收，具體辦法是這樣的：政府對私人房產進行評估，得到一個理論上的租金水平，然後按理論租金的百分比定期征收。假設您當時在上海有一套房，不管是否向外出租，按照市場行情理論上每月能得到1000元的收入，那麼這1000元就是計稅依據，當房產稅稅率是5%，您每月要上繳50元，當房產稅稅率是10%時，您每月要上繳100元。

　　北京的房地產市場比較落後，全面抗戰之前，住房自有率很高，買房的人多，租房的人少，政府采取簡便辦法，樓房每間每月征多少稅，瓦房每間每月征多少稅，茅草房每間每月征多少稅，很原始，不過容易操作。

　　福州市政府則另有一套辦法，政府收你一個月的房租，一年收一次，這一個月的房租就是房產稅。其他城市也是各有各辦法，但是大部分城市都模仿了上海，像漢口、重慶、成都、南京、天津，都是先定房租水平，再按房租的某個百分比征稅。稅率有高有低，高的能到27%，低的只佔房租的3%。

　　征收房產稅就能打擊炒房嗎？當然不是。一套合理的房產稅政策，必須區分出豪宅和普通住宅，閑置房和非閑置房，出租房和自用房，多套房家庭和住房困難家庭。對於豪宅，不妨多征，對於普通住宅，則應該少征。對於一個家庭擁有多套住房，想靠炒房來營利的，不妨多征，對於一個家庭只有一套住房，四五口人擠一間小臥室的，不但不該征稅，還應該有所救助。

　　民國的房產稅政策剛開始還算合理。像杭州市1914年開征房產稅時，只有一套普通住房的家庭是不予征稅的，征稅對象主要是別墅和擁有兩套房以上的家庭。可是執行到後來，打擊炒房這個大方向很快被淡忘了，市政府的興趣越來越集中到怎樣增加財政收入上來，於是不管對象，所有房產都得繳稅，而且稅率一樣。更荒唐的是，負責征稅的財政局為了節省開支，把各個街區的征稅工作承包給地痞流氓，承包者分片包乾，竟然把征稅任務平均分攤給每個家庭，這樣一套房都沒有的房客跟擁有多套住房的炒房者要繳同樣的稅，別說打擊炒房了，還加重了無房居民的生活負擔！

　　現在評價起來，民國的地產稅政策很合理，房產稅政策卻很失敗。不過這不證明房產稅就不好，關鍵看稅收政策怎麼制定，具體征收時又是怎麼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