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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也有相同的經歷。『前不久,我組織溫州中小企業老板去武漢考察幾個樓盤,剛下飛機當地就有20多家媒體舉著「長槍短炮」衝上來。事後,當地報紙報道稱「狼來了!溫州炒房團大舉進軍武漢房地產市場。」開發商告訴我們,我們考察過的樓盤每天比平時多了二三百個看房人。其實,在武漢經商的10多萬溫州人纔是當地真正的炒家,他們手握重金且對市場了如指掌。』
新『國十條』出臺後,很多開發商專程到溫州登門找周德文幫助促銷。『以前是北京、上海和杭州的開發商找上門的多,今年主要以沈陽、長春、長沙、武漢、大連等二三線城市的開發商為主。』
諮詢公司低調炒房忙
盡管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的政策措施連續出臺,但對一些資金量大、人脈關系廣的地下炒房團而言,生存空間依然存在
多位溫州資深房地產投資客均表示,現在,實力雄厚的溫州炒房團是很低調的,大多是地下運作。盡管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的政策措施連續出臺,但對這些資金量大、人脈關系廣的地下炒房團而言,生存空間依然存在,如果房價再度下調,他們還將迎來一次難得的獲利良機。
目前,一些專門炒賣上海豪宅的『地下炒房團』已經披著諮詢公司的外衣,棲身於上海的高檔辦公樓。它們通常不主動招攬客戶,而是通過客戶之間的相互介紹來炒房。在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某知名的甲級寫字樓內,2513室入住的就是這樣的神秘公司———A公司,辦公室門口沒有任何公司名稱、標志。只有極少數溫州投資客知道,這家公司是專門代客炒房的,而且只炒千萬元的豪宅。
2009年4月,上海房地產市場仍處低迷期。A公司果斷代理4個溫州商人買下了上海外灘某高檔樓盤的四套房產,共支付40萬元定金。該豪宅當時均價約3.8萬元每平方米,相比4.15萬元每平方米的開盤價下降了不少。其中一套房子接近190平方米,總價712萬,A公司支付10萬元定金後以『李牧』的名字和開發商簽訂了定金合同。
直至2009年9月,定金合同簽訂將近半年之後,A公司纔首付214萬元與開發商簽訂預售合同,但戶主名字變更為『華誠』。合同約定一個月後支付剩餘房款498萬元並簽訂正式合同。2009年12月,A公司僅支付了498萬元中的71萬元,還要求再次變更戶主姓名。直至2010年1月,A公司仍未付清剩餘房款。而這時的房價已經漲到了6.1萬元/平米,比2009年4月上漲了將近一倍。
實際上,A公司曾以同樣的手法一口氣『買』下過上海高檔樓盤『星河灣』的十幾套豪宅。層層加價轉賣後,一套房子就可以賺幾百萬。
代理房地產糾紛案件十幾年的上海杜躍平律師事務所主任杜躍平指出,每次簽訂合同、變更戶主姓名就是A公司加價轉賣的時候。他們用總房價的1%就能撬動千萬投資,支付定金的『戶主』姓名則非常隨意,甚至可以用員工的身份證來辦理。在鎖定豪宅後,他們有半年的時間從溫商圈子裡尋找有投機意向的人。找到之後,變更戶主姓名後支付最多30%的首付款,並簽訂手工合同。這部分首付可以是一個投資客的,也可以是很多人集資的。到簽訂正式售房合同,他們要麼找到接最後一棒的人,加價出售;要麼憑借購房合同套取銀行貸款。
杜躍平介紹,地下炒房團套取銀行貸款的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替開發商融資,也就是假按揭。地下炒房團和開發商勾結,可以不付首付款而『買』入房產,簽訂購房合同後到銀行貸款。地下炒房團獲得的好處就是低價獲得幾套房產,價格往往是開盤價的五至七折。一種是地下炒房團完全獨立運作,以小搏大,以少量首付款獲得大量銀行貸款,還把房價下跌的風險轉嫁給銀行。在這種情況下,連房產商都摸不清像A公司這樣的地下炒房團的底細———除了在合同的『戶主地址』一欄留下的是該公司的辦公地址外,A公司在炒房過程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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