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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重拳頻出,房地產市場風雲突變。從2001年開始在房地產市場翻雲覆雨的溫州炒房團是如驚弓之鳥,正在快速撤離,還是伺機潛伏,等待又一個良機?
『附近的某某新盤都已經4.2萬元一平米了,所以我這個房子4萬元一平,一分不讓。我在這個小區還有一套130平米、朝向更好的房子,低於5萬元一平不賣。』溫州炒房客張女士在交易北京東二環某高檔公寓的一套房子時,對中國證券報記者報出了比同一小區同樣戶型的房子貴30%的價格,且絲毫不讓價,沒有拋售離場的跡象。
中國證券報記者在溫州、上海和北京等熱點城市調查發現,如今的溫州炒房團早已不是10年前溫州人集體出動、四處買房的樣子,更多地是指具有溫州資金背景的房地產投資群體。目前,除了那些個人炒房客,溫州炒房團主要分化為三大群體:籠罩著炒房團的神秘光環而與開發商一唱一和的房托、披著『諮詢公司』的幌子而神秘運作的地下炒房團、進入開發領域而饕餮上游豐厚利潤的二三線城市開發商。
在新一輪調控的重壓之下,部分溫州炒房客在穩步出貨,但沒有大幅降價拋售的跡象;擁有大量客戶資源的溫州中介公司再次受到各地開發商的青睞,生意好了許多;神秘的溫州炒房公司在想方設法規避調控政策,伺機潛伏守候良機;立足於二三線城市的溫州開發商則看好當地房地產市場,力圖深耕。
變形房托大演雙簧戲
多位溫州炒房客表示,目前高調見諸報端的溫州炒房團以房托居多。這些房托收取的是房產商的『出場費』,每人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視促銷業績而定
『國家調控政策越緊,我的生意就越火。新「國十條」出臺後,登門拜訪的外地開發商都快把我的門檻踩破了,他們請我們幫助向溫州客戶推介促銷。我最忙的時候一天要接待7個來自全國各地的開發商。』溫州百盈房地產營銷策劃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和平最近忙得不亦樂乎。
張和平的公司專門為溫州人提供二三線城市異地樓盤投資代理服務。2001年,他跟隨溫州第一批炒房團到上海購房。見識了溫州人的資金實力之後,他馬上轉行乾起來了房地產中介。『去年市場火爆,房子不愁賣,開發商都很牛。今年調控從緊,銷售遭遇寒流,開發商找上門的生意明顯多了起來。我現在同時操作十多個樓盤。來溫州推介項目請炒房團捧場的開發商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開發項目總盤子很大,而當地的消費能力有限,一種是房子不好賣。』
『現在的炒房團和我們最初做的完全不一樣了,有點變味,更像是房托。』作為溫州炒房團第一任團長,李女士回憶說:『2001年到2004年,我們幾乎天天組織溫州本地人去購房,每次都能組織100-200人,經常包機、包車,集團行動。溫州人像螞蟻一樣有明確的分工合作,集中資金、信息優勢「攻城略地」。走到哪裡都是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頭等貴賓。』
多位溫州資深房地產投資客也表示,目前高調見諸報端的溫州炒房團以房托居多。這些房托收取的是房產商的『出場費』,每人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視促銷業績而定。
溫州第一家房地產中介公司創辦者陳先生,現在是陝西一家有溫州資金背景的房地產企業副總經理。多次組織過炒房團的他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由於溫州炒房團的購房路線已經成了房價上漲的『風向標』,不少開發商和溫州炒房團合伙演起了雙簧。溫州炒房團現身某某樓盤,出手闊綽地將多少套房子收入囊中的報道,大多是雙方一唱一和的『傑作』。
陳先生說:『我們高調現身的目的是配合開發商樓盤銷售炒作。開發商對炒房團的要求很簡單———買不買無所謂,只要到場就行。我們負責把人召集起來,交通、招待和勞務費用由開發商買單。這感覺有點像明星走穴,我們到開發商的樓盤露個面,然後拿完錢和禮品就走,一般半天就結束。剩下的事情就是開發商發動媒體大肆炒作「溫州炒房團出手了」!這種炒作手段屢試不爽,且投入小產出大。有時候,我們回溫州的飛機剛落地就聽說我們去過的樓盤賣了幾個億。我們一直是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眼中的紅人。生意忙的時候我們兩天之內要趕5個場,就是要到5個樓盤,平均每場每人幾千到萬把塊錢收入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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