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法律依據是否充分

　　群租的確存在問題，但是需要的是規范，並不是取締跟扼殺。

　　把老百姓合理的房地產出租行為扼殺住了，不利於房屋租賃市場的健康發展

　　但整治的同時，卻引起了整治活動的法律爭議。不少人都質疑行動是否有法律依據。

　　北京首信律師事務所律師孫勇認為：群租這個問題是房門內的問題，應該是私法調整。既然是私法調整，那麼作為公法調整的公權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行政權力是不是應該在私法范圍之外呢？

　　我們有物權法，我們有物業管理條例，我們有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這都是保證公民權利或者賦予政府行政職權的法律法規。那麼在這次整治群租行動中，只有一個上海市政府的地方規定，一個規定，就直接把群租戶、『二房東』陷於了不法之列；一個規定，就讓他們成為了執法對象。

　　上海聯業律師事務所的王展律師認為：『房屋產權人的合法權益，對房子的自由處置，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不應該進行限制。群租的確存在問題，但是需要的是規范，並不是取締跟扼殺。把老百姓合理的房地產出租行為扼殺住了，不利於房屋租賃市場的健康發展。』

　　事實上，8月23日，上海消防總隊調研組曾就群租房問題與盧灣區五裡橋街道辦事處街道、『群租房』問題比較突出的盧灣都市花園物業交換了意見，建議采取『以疏為主，疏堵結合』的方法。政府也感到現在執法法律依據不足。

　　思考：為外來低收入者『留塊地』

　　『群租房』在上海風行，反映出上海居住體系中留給外來低收入人員的位置不多。北京的地下室，廣州和深圳的城中村，這些都是外來低收入人員的住宿場所

　　群租禁令一出，房客四處流散。

　　不光是房客，禁令也給遍布上海的服務行業帶來了難題。支橕大城市發展的一大支柱是服務業。而服務行業提供集體宿捨是『慣例』，這通常也是『群租』。

　　作為老板，西餐廳的陶玖寧很想為員工解決住宿問題，『這樣容易招到人，員工的歸屬感也強些，而且我們有不少是從浙江、武漢等學校招來的中專生，一下子從外地過來，租房自己哪裡找得到。』但是上海整治群租房的新規一出臺，陶玖寧放棄了這個想法。按新規給員工租房，陶玖寧坦承吃不消，成本太高。

　　在浦西的老市中心區的中餐館，面臨的問題更突出。人數多，基本上都是外來人員，房租高，不解決住宿基本上招不到人。

　　服務行業收入低，大都又位於城市中心位置，如遍布市中心的超市、餐廳等服務部門。新規讓許多服務行業陷入困境，禁止群租，又沒有合適的宿捨選擇，給上海服務行業帶來了嚴峻的考驗，最終受影響的是上海市民。

　　『城市的管理和城市建設要有長遠性、人性化，不能為了維護一個秩序，影響另一個秩序。』周運清說。

　　『外來人員在上海打工不容易，他們的成果基本上都留在了上海，自己剩餘的並不多，城市應對他們寬容些。』面對群租禁令，餐廳老板陶玖寧很是感慨。

　　北京的地下室，上海的閣樓，廣州和深圳的城中村，這些都是著名的外來低收入人員的住宿場所。

　　『群租房』在上海風行，其實反映的是在上海居住體系中留給外來低收入人員的位置不多。廣州近幾年也出現了『房中房』，但遠不如上海那麼突出。這要歸因廣州在全國大都市中的一大特色——星羅棋布各區的城中村。有人統計，現在廣州城中村容納著300萬人口，約佔廣州總人口數的1/3~1/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外來人口。

　　廣州深圳的城中村、北京的地下室，其實是城市居住體系中留給外來人口的一塊地。沒有這些地方，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如何解決也是一大難題。

　　『治理群租房對城市來說是需要的，但不能治理得讓這些人沒有房子住。』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運清說。

　　上海現在和許多大城市一樣，也有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但申請條件之一是『申請家庭的成員具有本市非農業常住戶口且實際居住』，這把最需要廉租房的外來人員排除在外。

　　『解決外來低收入人群住宿問題，還是得依靠政府』。周運清教授說。他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政策來抑制房價的上漲，利用政策、投資、特殊的經濟杠杆來提供廉租房，如果市場不能提供，就應建一批白領公寓、打工者公寓，這樣來解決城市住房的結構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