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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建設部副部長齊驥指出,外地、境外人士的購房比例比較高,是一些城市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比如北京,有1/3以上的商品房賣給了北京以外的人,原住民因此承受了很高的房價,他們有點委屈。在這種供求關系下,政府推出的『兩限房』只能限於本地住房比較困難的居民購買。
如果這番話出自北京市某位官員之口,我不會感到奇怪。因為地方官員首先想著為本地居民謀福利,是很正常的事兒;但這話出自建設部一位官員之口,就值得琢磨。建設部不單是北京人的建設部,而是全國人民的建設部,建設部所思慮的,不應單單是北京人的住房難問題,而應該是全國人民『居者有其屋』問題。其角色決定了他不應有任何偏狹的地域觀念,不應站在某地原住民的立場上發表意見、制定政策。
確實,外地、境外人士在北京大量購房,使得房屋供求關系更加緊張,進而推動了房價上漲。但是,拋開少數炒房者不論,大多數要在北京買房的外地人,無非是因為他們在北京工作,需要有地方居住。如果說外地人到北京工作是其正當權利,那麼他們在北京買房同樣是其正當權利。北京的發展離不開一大批外地人進京工作,他們成就了北京的發展與繁榮,因為外地人買房使得北京房價進一步上漲,則是北京以及北京原住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允許人口自由流動、將自由遷徙視為公民的一項正當權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此時,制定住房保障政策,不能將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分而視之。依然將城市發展之困、政府管理之難歸咎於外來人口;依然認為外來人口大量湧入損害了本地居民的利益——相比在一些具體政策上(如『兩限房』政策)搞區別對待,這種觀念上的不平等乃至歧視纔是更可怕的。
當然,本地人歧視外地人的觀念,在很多百姓(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的頭腦中依然存在。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老居民與新居民之間的心理對抗和利益衝突依然比較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級政府所要做的,就是通過輿論宣傳和政策引導來消除歧視、化解矛盾、平衡利益衝突,讓普通百姓逐步樹立起平等、關愛、文明的時代觀念,而不應反其道而行之,給業已存在的歧視、對抗和矛盾火上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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