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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量的擴張,纔使得中國幸免於惡性通貨膨脹。但商品房不能像冰箱彩電一樣大規模無節制供給,在中國采取較為克制的貨幣政策之前,房價的一路奔騰難以遏制,購房實則是居民諸害相權擇其輕的無奈之舉。
讓我們再旁觀,房價非理性上昇,不僅是開發商操控的結果,也必然是購房者蜂擁的結果。誰買走了那些大多數人買不起的商品房?
這種反差揭示出推動中國房地產價格虛高的第二個因素,即社會的收入分配懸殊。
社科院從1988年開始展開長期跟蹤調查,分別在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結果顯示:2002年全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全社會總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20%,最高的10%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32%。大部分機構的研究都顯示,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迅速增大,從1994年開始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近年來國民財富日益向高收入群體集中。因此房價的問題本質上是收入分配問題,70%的城鎮居民望房興嘆的同時,必然反襯著其餘30%的先富人群購房置業的樂此不疲。
如果高收入階層的住房需求可以通過市場階解決,那麼中低收入階層怎麼辦?這時候政府的姿態顯得極其重要。從商品住宅的投資類型結構看,2000年全國經濟適用房佔房地產投資的比重曾高達10%,此後逐步滑坡,過去三年該比重分別為6.13%、4.61%和3.86%,在廉租房建設方面至今則仍有70多個地級市未推出廉租房。
這種停滯揭示出推動中國房地產價格虛高的第三個因素,即低收入人群的安居需求未獲滿足。
我從未試圖運用一個粗略的房價驟跌估測,來得出房地產行業要挾或者並未要挾中國銀行業之類的結論。我也固執地認為,和那些被強制征地拆遷農民的境遇而言,城裡人買房遭罪幾乎根本不值得一提。面對邏輯和數據,研究人員需要求真理性。如果我們並不天真地認為,中國的貨幣化進程、收入分配格局和保證低收入人群安居的供給在短期會有什麼重大改觀;我們就有理由同樣不天真地認為,面對房價的大起和大落,很少有人能幸免於難,除非他目前是赤貧的無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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