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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很多人會說,房地產崩盤了纔好呢?樓價跌得越多,能買得起房的人越多。但其實,房地產業背後是無數人的就業,以及巨大的對相關產業以及全局經濟的帶動作用。如果樓市崩盤,勢必將金融業拉下水。而一旦銀行系統出現問題,後果將非常可怕。但另一方面如果聽憑地產商動轍以金融業以及經濟下滑相要挾,盲目出臺樓市利好政策,不僅將助長房價的上漲,招致更多人購房無門,而且會加速房地產業泡沫的累積,從而將經濟置於風險之地。
明確了問題的利害,再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救了,我們是不是要救?筆者認為,美國的做法未必就是市場經濟的樣板。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救與不救要從本國的實際出發。
事實上,對美國不遺餘力地救助『兩房』,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久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政府對『兩房』的擬議援助,將導致風險社會化,其中蘊含著長期的道德風險。『基本經濟規律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金融市場中的那些機構已經享用了一場奢華的盛宴,而政府現在正要求納稅人來負擔一部分費用。我們應該乾脆地說「不」。』但就在今天,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發表文章稱,只有國有化纔能救『兩房』。
兩種看似自相矛盾的觀點,出現在同一個媒體,其實正說明了分歧。乾預與否,何時乾預,這不僅是經濟學上的難題,也是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困惑。
事實上,自從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盛行以來,乾預經濟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種做法。乾預與否,廣泛地存在於我們的經濟生活中,而非今天所獨有。比如說,不久前對部分紡織品出口退稅的調整,也被認為是一種救市。
就中國而言,救與不救,首先要明確的前提是,股市與樓市到底處在一個什麼樣的階段?是不是到了政府必須出手的時候?以樓市為例,房價到底降了沒有?降了多少?樓市危機是否已經到了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程度?對這些問題要有切實的調查與定量定性分析。這顯然是決定政策走向的一個前提。
因此筆者認為,政府現在應該做的是在充分聽取各界意見的同時,做充分的定量分析,在效率與公平上尋找一個均衡點。這是所有決策的前提。
救市與否考驗政府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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