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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資源配置方式是一種固化狀態,導致了一些矛盾和問題的產生。那麼,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就需要調整資源配置方式,改變現有的固化狀態。
以重慶市解開壞賬『死結』為例。2000年,重慶市全市貸款餘額為1600億元左右,其中不良貸款就有500多億元,不良貸款率高達30%以上。銀行拒絕再貸款,企業資金周轉不靈,政府城市建設缺乏資金,地區經濟受到很大影響。
2004年前後,全國金融機構經營效益普遍向好,銀行利潤達到2000多億元,僅中國工商銀行利潤就有600多億元。按照規定,銀行業利潤可以衝抵壞賬。重慶市政府抓住這個時機,主動與中國工商銀行總行聯系,希望它拿出一部分利潤集中解決重慶分行的157億元壞賬。
如果中國工商銀行在全國各地衝壞賬的話,破產官司一路打下來最多能達到5%的清償率,而且還不知道要多少年纔能完成。重慶市和中國工商銀行談判的結果是,由重慶市按照18%的清償率收購這些壞賬。這個方案得到央行、銀監會和財政部的一致認可,並得到國務院的批准。
但是,如果讓中國工商銀行與1000多戶企業分別簽協議,工作量非常大,時間會拖得很長,並且未必能達到18%的回收率。
這就要創造性地改變資源配置。重慶市於是專門組建重慶渝富資產公司,從國家開發銀行獲得了30億元專項貸款,打包收購了中國工商銀行的債券。收購之後,渝富資產公司用同樣的辦法,把這些不良資產整體打包、集中處置給重慶的國有企業集團。用這樣的辦法,渝富資產公司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時間就基本收回了30多億元的收購資金。
按照這個經驗和模式,我們又處置了其他銀行的壞賬,一年時間共處置了近300億元銀行壞賬。這樣,既幫助企業化解了巨額不良債務,企業不破產,職工不下崗,維護了社會穩定;又幫助銀行收回了較多資金,減少了銀行金融資產的大量損失,推動了全市金融環境的改善。
到2007年底,重慶市銀行貸款餘額增加到5200億元,但不良資產率下降到5.5%,成為全國金融生態較好的地區之一。
方法論四:改變邊界條件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有一定的邊界條件,從而形成一定的格局和體系。要想解決某個問題,創造新的局面,就要改變原有的邊界條件,創造新的條件,構成新的格局和體系。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重慶的工業企業嚴重虧損,經過直轄初期幾年的努力,2000年實現整體扭虧為贏,但全市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只有20多億元,而且每年工業投資總額僅有100多億元,只佔固定資產投資的16%。
一系列的瓶頸制約著重慶工業的發展,為此我們不斷地去改變這些邊界條件,如降稅、銷壞賬、儲土地、建基礎設施、拉長產業鏈。以降稅為例,2000年國家就宣布西部地區所得稅率降為15%,但到2002年時,重慶1.3萬個工業企業中97%的還在按33%的稅率繳納所得稅。工業企業回報率一般只有10%左右,繳納33%的所得稅後,淨利潤只有6.7%僅比銀行利息略高一點。2003年,重慶市決定把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全部降為15%,這樣一來,淨利潤就有8.5%,投資者會更願意來投資。
方法論五:改變利益格局從經濟和社會管理的角度看,改革和創新本身往往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現實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實質上是利益的衝突和利益格局的失衡。只要我們重構利益格局,兼顧各方利益,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就可以很好地解決矛盾和問題。
重慶市的垃圾股重組就是例子。重慶市有30多家上市公司,2002年有1/3的是ST股,還有7-8家效益很低。ST股既害股市也害股民,但如果讓它退市、破產又會形成震蕩。最近這幾年,重慶有11只ST股被重組,變成貨真價實的好股票。
在重組ST股時,我們確定了一個『平行四邊形原則』,維護好四個方面的利益:一是不能讓戰略投資者吃大虧。如果戰略投資者不進入重組,其他各方利益都將是空談。二是不能讓債權人吃大虧——債權人不同意,重組推進不了,但也不能讓債權人全身而退,把一大堆壞賬都攤到股民頭上。三是大股東作為公司的決策者和管理者,要承擔經營虧損的主要責任。四是重組後的上市公司股東也會承擔相應的損失,並通過市值溢價來充抵。
比如ST星美(S*ST星美000892.SZ)和ST朝華(S*ST朝華000688.SZ),首先是進行債務重組,引進戰略投資者銷掉不良債務。假如債務有12億元,由戰略投資者1:1出資全部銷掉,成本太高,投資者不會願意。但如果以1:3的比例出4億元銷掉12億元債務,投資者就會願意。銀行也會願意,因為這12億元中本金可能只有7億元?8億元,利息有3億元?4億元。收回4億元,就有50%左右的清償率。
其次是股權重組。以ST星美為例,公司有1億多法人股,如果按照股權分置改革政策,要對流通股股東對價,即法人股拿出20%?30%的股份給股民分配。但由於股權已經是負值了,就算分給股民,分的也是負資產。因此,法人股不分給股民,改為送5000萬股給戰略投資者,作為對戰略投資者出4億元銷壞賬的回報。股民雖然沒拿到這5000萬股,但是負資產變成正資產,也得到巨大利益。
這個方案是一個各方妥協的方案,實質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從表面看,好像大小股東、股民都吃了虧,但其實都在負資產變成正資產中受益。從長遠看,通過重組使公司新生,健康發展,各方得到更大利益。在這個利益格局調整的過程中,政府作為第三者要當好裁判,做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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