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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市停止單位福利分房後,廣鋼集團成為廣州首個單位自建經濟適用房的『吃螃蟹』者,均價只有2050元/平方米,職工住房改善似乎出現了一線生機。
近幾年的神州大地上,除了奧運、油價等一些具有明顯階段性的詞語以外,『房子』在熱度不減並快速昇溫的詞匯中可能要高居榜首了。房價如脫韁野馬,似出水蛟龍,早已背離了供給與需求定律,脫離了實際購買力水平,成了國民經濟中最難捉摸的一個變數,也讓眾多經濟學和預測家們望而卻步,難以做出判斷。
正因為如此,中央政府纔連連出手,對房市的調控一環緊扣一環。從『國六條』、『國八條』到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稅費政策,人們在期待中看到的是,增長幅度略小中的房價持續高增。對於最廣大的真正需要住房的工薪階層來說,買房還是不買房成了一大難題。
上世紀90年代推行的房改,其主要內容是將公房逐步賣給個人(當然,土地的國有性質未變),因而房子的『市場化』程度並未顯著提高,房價的漲幅也一直在1.3%至1.84%間徘徊了若乾年。如果往前追溯得更遠些,則不論是50年代初期的『工人新村』、蘇聯式『合理設計,不合理使用』的高標准單元房,還是後來的低標准、『乾打壘』簡易樓,房子和房價都沒能構成百姓生活支出中的大項,因而基本上也沒有成為一個大問題。記得前些年電臺還經常播放一首名為『蓋房子』的印度歌曲,曲調歡快,表現的也是人們的喜悅心情。
事情到了2004年,經過一系列讓人目不暇接的發展變化,房子開始成為了一個問題,一個大問題甚至一個大難題了。
在房改過程中,想買房的和不想買房的,有錢的和沒錢的,真需要房的和投機炒房的,解困的和明顯改善的,都被不加區別地統統『推向』了市場。2004年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幅度一下子高達14.4%,此後一路狂漲,引得中央政府連連出招,意在遏制這股勢頭,讓房地產業回歸理性。但國人買房的負擔還是變得極其沈重,據說按年平均收入與房價之比來計算,國人購房成本要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就有學者指出,請那些聲稱房價不高的『專家』們,將自己近年來的灰色收入都扣除,看看乾到退休,能否買得起一套像樣的房子?
忽然想到,如今啥都講個『與國際接軌』,不是嗎,看看那些壟斷部門,他們的收費早就和國際接上了軌,有的還高於國際水平,而並不考慮中國百姓的收入是多少。單就平均收入水平和房價之比來說,一個普通職工,傾其一生所得恐怕也買不到一套合適的住房。那麼,我們要與之『接軌』的那些地方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恰好,筆者前一陣子對歐盟國家的社會住房制度進行了一番調查,發現了不少值得我們借鑒之處。其主要做法是,將『房地產業』看作是一種社會福利活動,是政府為公民提供的一種保障;在度過了戰後對住房的恢復性需求後,政府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有關住房立法及相關的城市規劃上;對房屋租金和『二房東』行為加以嚴格控制;對低收入人群制定詳盡的補貼和金融扶持政策;保持連續多年較為穩定的房屋及租金價格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住房問題既是一個市場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人民的幸福、生活的和諧。特別是在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政策方面,各級政府肩負著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萬萬不可因房地產市場尚不規范而去做與民爭利的事,釀成千古之恨。君不見,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在某些省份的某些地方,仍在土地轉讓、批租和『招拍掛』過程中所產生巨大利潤的誘惑下,想方設法地『變通』,采用『金蟬脫殼』等手法,非法囤積、轉讓土地,規避監管,與中央政策大玩貓鼠游戲。
廣鋼集團的做法啟示我們,房價居高不下,歸根到底還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要想把房價調下來,必須提供更多的廉價房,而開發商是不可能這麼做的。加大經濟適用房的供應量是一個很好的措施,政府的新政策對於抑制高房價是一個很好的動作。
由此可見,用好政策和管好乾部,二者不可偏頗,唯如此纔能確保『調控』不被演變為『空調』。所以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相結合,還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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