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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跡象顯示,不斷上揚的房價沒有被有效遏制。在近期,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說,今年上半年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尚未獲根本解決,他們將繼續完善市場調控,努力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
從今年5月開始,政府不僅改進和調整了調控目標,而且表現出更為強硬的姿態。就此而言,調控部門是下了決心的,可即使是在嚴厲整肅手段下,房屋價格和投資規模為何仍然走在上昇通道中呢?
兩年前,中央之所以對房地產市場啟動調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地方和部門沒有引導和規范好市場,人為地使住房市場承擔起了吸引資金、拉動發展的產業角色。憑資金實力說話、憑物質基礎入市,以致最後完全變成了資金流量密集、資本規模過大的投資領域,造成了結構性矛盾,威脅到整體國民經濟的穩健運行。
此種情況從本世紀開端就愈演愈烈,2003年達到一個高潮。持續五年的高增長、高通脹局面,促使中央作出調控決定,但執行部門顯然都有消極情緒,隨之而來的就是顯性或隱性抵制,一些地方或部門不是公然維持原有市場走勢,就是在執行政策時有意偏頗,以達到削弱和異化調控力度。
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形勢,最初的調控方向是不清晰的,用力也是不夠的,帶有投石問路的痕跡。而且這時啟動的調控,本身已經有其滯後性,開發投資規模以超過20%的速度遞增,結構性矛盾已經呈現。
進入今年,調整結構性失衡成為主要方向,圍繞著核心的供需矛盾問題,政府著手制定了一系列的新舉措,試圖將惡性走勢從根本上控制住。盡管這些舉措都有著立竿見影、一針見血的效應,但在啟用時間上無可避免存在滯後性,並且不及時。
例如對於外資的管制,如果在啟動調控之初就能夠及時地出臺相應嚴格的限制性疏導措施,那麼近兩年的調控就不大可能會出現那種壓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一方面國內投機和投資金錢被嚴重打壓,一方面外資又不斷湧入,從而使局部市場產生恐慌,不斷引發跟進入市的形勢以致抬昇房價。
再如保障類住房,今年很多工作都是圍繞這方面展開的,但這工作未免做得有些晚。經過20來年的擠兌,人們只知有商品房不知有保障房,商品房市場的擴張不斷地將保障制度、中低收入者逐一擠出,加劇了結構性失衡。設若能夠早日加以遏止,住房問題又怎會日趨嚴峻?
此外還有問責制的推行。經驗顯示,任何措施想行之有效都應由強硬的問責機制加以保證,這是今年政策的一大亮點。但在此之前,我們過多地強調並寄希望於各執行主體(也是利益主體)保持高度覺悟和自覺自願。
此類決策滯後性現象很難一一言盡,但顯而易見,正是這多重滯後性,使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收縮開發投資規模的工作錯過了最佳時機。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強調決策的前瞻性,在於前瞻及時的決策能夠將問題在最短時間內,化解在最小范圍,避免久拖不決積重難返,減少更大的周期成本。
當前,盡管調控措施頻頻出爐,但因其滯後性,已很難對人心理產生最初那種一擊即潰的效應,更多時候,人們只是經過簡短觀望即放開手腳了。長此以往,政策的強化效應會受影響,市場的漠視心理會越來越濃,由此可能出現政策失靈和空轉的情況,這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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