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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最新人口統計報告稱,北京市常住人口2004年已達1492.7萬人。新近公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但這個依據北京市資源承載力測算出的數據,也許只會成為我們一廂情願的設想而已。因為結合往年情況看,每次編制的北京市人口規模規劃總會被突破。
因此,北京人口控制問題再次吸引了大眾的眼球。繼年初北京『兩會』中人民大學張惟英教授的『建議實行人口准入制』提案,首都經貿大學的周浩博士提出通過差異房價來調節北京市人口。這些建議引起了北京人的共鳴,然而外地人卻斥之為『歧視政策』。那麼,房價真能起到調節北京市人口規模的作用嗎?易成棟博士從北京市人口增長的原因出發,結合房價調控城市人口的原理和實踐,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
北京市人口增長的原因
北京市人口增長的來源分為兩類: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北京市統計局報告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前,常住人口增長以自然增長和戶籍遷移增長為主;90年代以後,以外來人口增長和戶籍遷移增長為主。1991至2004年,在全市增加的人口中,外來人口佔到63%,而自然增加人口只佔全部增加人口的7%。所以,人口的機械增長是這十幾年來北京市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外來人口進入北京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類:一是由於巨大的地區經濟差距和城鄉差距,吸引了外來人口到北京打工居住。這些外來人口進入北京的主要經濟考慮是北京市就業收入高於流出地收入,且扣除在京生活成本後有剩餘。目前來看,在北京打工收益遠遠大於流出地的收益,特別是申奧成功後大量的就業機會的催生,使外地來京的農民工人數不斷攀昇。而這些農民工是目前爭論中提出要控制的主要對象。
二是北京擁有的特殊資源、享受的特殊政策和有利的生活環境吸引了許多外地人纔的流入。這些人纔主要是衝著北京是『首善之區』,在生活環境、教育質量等方面的便利。例如北京市民的子女上名牌大學就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此外,還有一些在外企工作的白領和到京城淘金的老板等,這些人主要是看好北京市的創業機會。
城市人口的合理規模是多大?這在目前還沒有定論。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城市環境承載力是不同的。雖然目前人口多,造成了城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不良現象,但這是北京有吸引力的表現。可是,如果勞動力成本和房價上昇過快,最終會損害北京的城市競爭力。
房價調節城市人口的原理和實踐
城市人口的調節手段有: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房價作為經濟手段之一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得到了廣泛運用。
(一)房價調節城市人口的原理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自由遷移和定居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政府在正常情況下不能限制。因此調節城市人口只能采取經濟手段。
一是通過制定政策鼓勵企業外遷和人口擴散。國外通常利用房地產價格、稅收政策等抬高企業成本,限制企業在經濟過度繁榮地區布局。對於經濟蕭條地區和落後地區,政府會制定政策鼓勵企業向這裡遷移,相應地帶動這些地區經濟增長、就業的增加以及人口的流入。
二是市場對城市增長的自動調節。對區域產品市場供求的變化會導致對勞動力和房地產供求的變化。區域經濟增長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需求導致的區域經濟增長,通常會伴隨著區域產出價格、工資和房地產租金的增加,同時產出產量、就業和房地產存量也會增加。工資和房地產租金的增幅主要取決於要素的供給彈性。二是供給導致的區域經濟增長,例如當勞動力供應的增加時,伴隨著工資和產出價格的降低,產出數量和就業率會昇高。如果工資降低的百分比大於價格降低的百分比,房地產存量會增長,並迫使租金增長。其實現機制是這樣的:當產品需求表現為有彈性時,勞動力供應的增加會引發產出、就業的大幅度增長以及工資和產品價格的輕微下降,房地產存量的實質增長需要房地產租金的增加,而且外來勞動力大部分都能被吸收就業;而當產品需求表現為非彈性時,工資和價格將大幅度下降,產出和就業增加緩慢,房地產存量和租金增加很小,而且大部分外來勞動力會由於工資降低選擇流出該地區。如果調高租金,產出價格上漲必然導致生產減少,最終降低了房地產需求,從而房地產價格會降低。
由於房地產市場的區域性以及住房商品的非貿易性,一個城市商品住房價格上昇,會極大地增加本城市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個人和家庭是理性的。所以,企業、個人和家庭會衡量不同城市地區的收入和支出,選擇最適合的地方來獲得最大的滿足或利潤,從而促進他們的謹慎遷移。因此,市場具有自動調節人口流動和房地產價格的能力。
(二)國外房價調節城市人口的實踐
但是,房價調節城市人口的原理在實踐中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國家政治體制、住房體制、地區經濟差異、人口遷移政策等。
一是單一制和聯邦制國家有所不同。單一制國家通常會造成首都獨大,資源過度集中於首都,人口相應向首都集聚。法國就屬於這種情況。聯邦制國家經濟資源相對比較分散,從而不會出現首都過強,人口過度向首都集中的情況。
二是受到城市住房體制的影響。住房體制有福利型、自由型,以及二者之間的混合。福利型住房體制國家通常將住房作為基本福利,提供較多的公共住房,並且以較低價格提供給城市居民,例如瑞典。自由型住房體制國家通常將住房視為商品,僅僅是針對少數住房不足和能力較差的貧民提供公共住房。這些國家通常會制定最低出租條件和限制一套住房中居住人口數量的法律法規等。例如在美國,城市政府通過控制公共住房的數量和申請條件,限制租賃公屋的低收入人數。一般來說,城市生活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住房成本。如果城市商品住房價格上昇,會增加本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從而使市內居民外遷和市外居民遷入時謹慎決策。
三是地區經濟差異的程度。如果首都與其他地區經濟差異過大,生活環境差別太遠,在遷移不受限制的情況下,也會造成人口大量向首都集中。日本和韓國就有鮮明的例子:東京和漢城集中了主要的經濟活動,造成了人口的過度集聚。
此外,針對新移民的城市管理政策也有很重要的影響。如限制非法佔有公地建設棚戶區等。但是,有一些國家法律規定非法佔有公地建設的住房具備一定條件之後也可以變為合法的住房,例如印度、拉美一些國家等。這樣就造成了大量外來移民佔用城市公地搭建棚戶區並長期生活,成為『包容性城市』的一大景觀。
(三)房價調節北京市人口的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1982年憲法取消了『公民有自由遷移和定居的權利』條款。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嚴格戶籍管理,控制人口向大中城市遷移和定居。但依據我國法律規定,沒有戶籍遷移的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所以,不論是以往推行的暫住證制度,還是實施流動人口清查和拆除棚戶區的措施——例如清理北京的『河南村』和『新疆村』,都未能切實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流動人口數量仍舊呈高漲的態勢。特別是『孫志剛案』後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取消,使流動人口的增長更加難以受到行政手段控制。
此外,房價調節城市人口還需要很多相關條件的配合。從目前來看,即使房價上昇,也不一定能阻止外來人口的進京步伐。畢竟有能力在北京購房定居的外來人口只是少數,而且他們往往是受北京歡迎的那些有資本的老板和有技術的人纔。此外,限制外來人口購買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能夠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為這些住房數量本來就少,而且有違社會公平原則。結合現實來看,大多數外來人口是租房居住。由於北京市沒有相應的住房管理法律規章限制住房的居住條件和居住的人數,並且現有的出租房屋管理條例也難以得到嚴格執行,這樣就導致了大量外來人口可以通過幾人合租或住在遠郊來降低住房成本。例如北京市五環以外就建成了很多為外來人口居住的『鴿子樓』,雖然每一間僅僅為8平方米左右,但租金僅僅在100-200元左右,這個價格對北京大多數低收入外來人口來說是可以承受。
結論
綜上所述,僅僅依靠房價的昇降不能實現北京市預期的人口控制目標。面對這個關系到北京市前途和命運的課題,我們應該從市場規律出發,依靠市場需求找尋出路,不能僅寄希望於行政手段。在市場經濟裡,人口的自由遷移和定居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生產要素(包括資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條件。因此,我建議在以下幾個方面多做一些探索:一、促進全國其他地區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異,讓流動人口有更多的選擇;二、減少北京的特殊政策,降低北京的吸引力;三、加強北京市產業結構調整,減少勞動密集型企業,增加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相應減少對低技術勞動力的需求。(文/中央財經大學投資系房地產研究所易成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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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弄些沒營養的 打遛字母就當新聞評論 還是刪了好
哈哈 你說點有用的就不刪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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