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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覺得計劃體制、金字塔文明在我們頭腦裡作用的所有東西都要徹底打破。
打破的應該是最基本的概念——什麼是住宅,什麼是公寓,什麼是寫字樓,什麼是廠房,什麼是倉庫?這些固有的概念都應該打破。讓我們重新樹立一個新的概念,這樣建起來的房子纔不會落後。 我覺得在北京最大的污染就是計劃體制的『污染』。比如各種各樣的規范,五十四平米的房子應該怎麼建,七十二平米的房子應該怎麼建,太復雜了。第二個就是香港的『污染』。北京跟香港不一樣:香港這個地方的地價太貴了,香港的房價是北京的6-10倍。所以他對空間的利用就顯得比較小氣。而且香港所處的緯度也比北京低很多。香港人注重通風,北京人則注重采光。在北京再不通風的房子,床單也不會發霉。而在香港如果不通風,床單就可能發霉。北京就是寒冷——人們需要的是陽光。如果照搬香港的做法,蓋出的房子就是沒有市場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頭腦中要及時清零。要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概念。而且隨著信息化時代、網絡時代的到來,各個物業的界限也模糊化了。家不像家了,辦公室不像辦公室了,工廠不像工廠了。家裡可以辦公,辦公室也可以居住。工廠和辦公室的界限就更加模糊了。
我有一個朋友從美國回來,成立了一個公司。一開始沒有多少錢,現在成為全中國最大的IT公司,馬上就要上市,市值大概有2億美金。我到他的辦公室去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們的工廠。我覺得整個社會和城市就是一個網絡,我們生產的房子就是一個便攜式電腦。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接口設計成一個標准化的接口。它整個功能不是剛性的,而是兼容性很強的。不是定義得很死——這個地方就是開會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吃飯的地方。整個功能模糊化了。為什麼能夠達到模糊化呢?就是因為現代通訊技術、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只有達到這樣的模糊化,社會的成本纔是低的。設想一下,如果在家辦公,空間的利用都可以極大化。如果你在寫字樓辦公,那你寫字樓的資源主要在上班的時候利用,在下班後這些資源都是閑置的。同樣你家裡的資源也主要用在下班後利用,在上班的時候這些資源都閑置著。如果把這兩個物業的界限模糊化的話,就是最大的節約。一套房子可以作為兩套房子用。
另外我們的房子應該是個性化非常突出的。我們想一想在三十年前,大家穿的衣服可能只有一個款式、兩個款式,只有一種顏色、兩種顏色。可是我們現在很難找出兩個人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樣的,是一個款式、一個牌子,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非常個性化的。市場上已經為我們個性化要求提供了這樣那樣的衣服。可是房子呢?在深圳可能好一點。在北京來說,50年裡建成房子的規格都是建設部下發的標准。科長住什麼樣的房子,處長住什麼樣的房子,局長住什麼樣的房子,都是有標准的。跟過去我們穿的中山裝一樣,千篇一律的。這個東西是不符合人性的。我們人性是豐富多彩的,是個性張揚的。因此我們建的房子跟衣服一樣,要盡可能的個性化。一個房子跟一個房子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同樣是一個三口之家,主人是一個藝術家、畫家,對空間的要求和一個律師的要求就是應該不一樣的。什麼樣的房子纔是好房子?就是在這個房子裡,能夠把你的感情釋放出來,你的纔能和創造力都釋放出來了。這樣的房子就是好房子,這樣的房子就是個性張揚的房子,統一的、火柴盒似的的房子是沒有生命力的,是不符合這個個性張揚的世界的。
房子的功能在模糊化,城市的功能也在模糊化。前不久,我在上海考察的時候,首都規劃委員會的領導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聘請我為專家委員,讓我參加中關村規劃的評審。我一下飛機,他們就把我招呼到一個招待所裡,在那裡評審了四、五天。評審的過程中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與從深圳去的專家,從美國去的專家,從上海去的專家一起討論。我一直在想我們面對的世界,不應是把城市功能劃分的很清楚——這個地方是貿易區,這個地方是金融區,這個地方是信息產業區。實際上這些功能已經逐漸的模糊化了。如果人為去劃分這些功能,就會造成很大的弊端。例如象北京,在建國以後就提出了一個規劃方案。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方案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方案。第一個,就是要在北京的西邊再劃一個『中軸線』,把政府的一些部門放到西邊,圍繞著這個中軸線來建設。因為政府在西邊,所以人民子弟兵也全在西邊。西邊是心髒,是核心。把海淀區作為一個教育區。所有的大學、學院集中在海淀區。東邊是朝陽區,離核心區遠一點,就做成了工業區。在建國路那裡建成了涉外的使館、飯店區等——以前這是『牛鬼蛇神』住的地方,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現在這個地方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了,成了最有錢人的地方,成了北京地價最高的地方了。而把手工業者都打發到南城去,整個南城在幾十年裡一步一步的貧民化。在北京房地產企業很少選擇在南城開發,誰要在南城搞開發,很難賺錢。這就是在規劃的時候,沒有交融的弊端。現在已經顯現出來了。在美國,他們也做過類似中國經濟適用房的房子。做了十年、二十年,美國人就發現了一個問題,凡是經濟適用房的地方就是貧民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最後美國政府不得不采用一種辦法,規定所有的人都可以買商品房。只要你的收入低到一定的程度,政府就給你一定的補助。這樣的話,就把窮人和富人擠到一起。窮人還可以給富人做保姆,跑的路也可以少一點。所以整個城市的功能應該是模糊化的,這樣纔有效。
我們『現代城』請了一個顧問,是新加坡的首席規劃師,叫劉太格。當年新加坡做整體規劃的時候,就是李光耀把劉太格請回來的。他的一個觀點就是在任何一個區域內,都有一個1/3的概念。居住物業佔1/3,辦公物業佔1/3,公共物業例如商場、酒店也佔1/3。這樣這個區域就是繁華的地方。全世界最繁華的地方莫過於新加坡的烏節路,地位就跟北京的長安街一樣。可是這個地方到晚上十點鍾還特別熱鬧,它就符合了1/3原理。我們看看法國的香榭裡大街,也是非常繁華的。高樓之間有連廊,臨街有商店,給人非常近人尺度的感覺。可是我們的長安街呢?高樓和高樓之間沒有連接,又沒有商店,又沒有餐廳——除了在西單地區新建了一個文化廣場,這裡一小段路行人可以走,其他的地方是不可以走的,所以長安街上沒有商業氣氛。商業氣氛完全依靠和長安街垂直的王府井、西單、東單等這些地方形成起來。所以烏節路、香榭裡大街是給老百姓的,是給商人的,而長安街是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我現在特別懷念深圳的老街,那個地方也是非常近人尺度的。但是現在不知變成什麼樣了?(潘石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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