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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中央房地產調控政策,全國各地紛紛推出細化後的房屋限購舉措,聲勢一浪高過一浪,大有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蔓延的趨勢。
在成熟的市場條件下,面對旺盛的需求,增加供給是通常的途徑。采取行政措施進行大規模乾預往往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中國市場經濟培育之路常常在這樣一種極致的狀態中糾結,關鍵問題是面對復雜的經濟問題,我們缺乏對癥下藥的良方。就像此輪房價輪番上漲,生成的原因既有富裕起來中國家庭改善住房條件的剛性需求,也有利用閑置資金進行配置的投資需求,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成為推手,國內外投機資本的大量介入,銀行在這種上昇勢中大賺其利,多位一體。從個體行為來看,並無不當之處,但高企的房價造成經濟和社會的不和諧讓政府又不得不直面。
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高房價,常規的手段是,需求上昇就大量蓋房,按揭對資金需求增大就加大資金供給或者提高利率。擴大住房的供給會碰到土地紅線的瓶頸,提高利率水平又擔心增加企業的成本衝擊其它實體經濟。限購充其量只是一種次優的選擇,限購沒有從根本上釋放需求,壓制預期但無法有效改變預期,限購令後不少地方的二手房價又上新的臺階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如果各地沒有改善需求,轉移投資目標的配套措施,這一舉措的效果可能會低於設計者的預期。
解決高房價與治理通脹是同一個命題,各地政府應該將其納入一並考慮。春節期間回內地老家,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乃至鄉鎮,城市翻新和拓展都是大手筆。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們由衷感到高興,但是,這種大乾快上,有些地方甚至是不顧經濟條件一哄而上,其發展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令人懮慮。地方政府改變以GDP為中心政績觀,真正落實科學發展和執政為民的發展理念,讓安居房政策制度化、常態化。地方政府投資衝動的減弱,工作職能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這樣一種支持,加上銀行有針對性地調整利率水平,增加資金成本,國家稅務部門對於房屋稅、遺產稅進行全方位考慮,唯此限購纔能真正實現調控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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