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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房產系列新政推出以來,房地產市場實際上陷入了一個漲跌兩難的尷尬境地,這也是一段政府、開發商、買房人互相博弈的敏感期。誰敢再漲自然會面臨城市大多數人憤怒的咆哮和『槍打出頭鳥』的結局,可真要房價掉下去確實也有相當難度。城市化、貨幣政策、供求關系在那擺著呢,開發商明明知道未來必然一片光明,再加上相對不缺錢的現實,誰願意降下身段呢?再說,降多少合適呢,降了就會自然有成交量跟進嗎?這也都是未知數。
在這樣漲跌兩難的處境中,有沈默,也有猜測和傳言,一個消息出來,好像風頭朝這邊;另一個消息出來,又會完全相反。細究起來,希望房價或漲或跌的人都能拿出似乎充分的理由,但最根本的還是利益的較量。所謂屁股決定立場。你指望有好多房產的人和想要買套房的人有同樣的觀點,那是緣木求魚。所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認為,房地產的核心問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是一個『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正是房地產的『惡性』市場化導致了目前的高房價和社會不滿情緒的增多。我個人很認同鄭先生的觀點,把住房作為老百姓的一項基本權利,並且從法律和制度以及相關財稅、行業政策制定等方面力保這一權利的落實。循著這一思路,我們原本就不會有這麼多房地產高速發展、超前繁榮的煩惱。
現在的難局在於,我們的GDP、我們的地方政府已經享受了這種地價、房價互相推動著的似乎『無限牛市』的靈丹妙藥,幾乎上癮一般,再讓它戒掉,相當於抽筋吸髓般痛苦,也確實難乎其難。雖然有很多政治性的表態,諸如『靠科技和旅游一樣能實現經濟增長,我們不會依賴房地產』等豪言,但真讓房地產受到什麼傷害,輿論又會大規模反彈。到那時,什麼『宏觀調控要講科學性,不能過度』、『就業纔是中國穩定大計』的話又會有人放出來。至於外部環境,前年是拿美國的銀行倒閉說事,今年又會拿希臘債務危機說事。到最後,是該調呢還是該放呢,誰也說不清,誰也拿不了主意。房地產的口水這麼多,問題看起來這麼復雜,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利益都有發言權,都能充分表達自己。
就以最近的房產稅征與不征的傳聞來說,先是國稅總局從法律和技術角度解釋上海方面要出臺房產稅的不嚴肅,後面就有專家馬上表態,3年之類免談房產稅。該專家是有內幕消息呢還是從國稅總局的表態裡讀出點什麼,甚或他從那麼多政府官員擁有多套住房等非常現實的角度考量,料定政府沒這麼大決心推出這樣能決定市場走向的重大舉措?這都不得而知。總之,消息一出,就是反復的否定、闢謠、澄清、辯解,至於政府下一步要做什麼,其實沒一點聲音,也沒有誰是准確的預測。
我們為什麼不知道下一步會是什麼樣的政策,因為無論出什麼樣的政策,都相當痛苦。難,相當的難。要想房價真正掉下去,就要反思市場化,就要有降低經濟增速的決心,就要有一系列的就業、金融、財稅、收入調整方面的改變,就要承擔任志強這樣的人指責你不懂救濟、不懂房地產的勇氣,這實際上是既得利益者和想要改變者的博弈,也是改革思路是否改變的抉擇。把房地產放到這樣的背景下,就會發現,漲跌的兩難,其實是利益調和、調整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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