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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和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人民銀行、銀監會六部門相關領導,介紹《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表示,去年下半年以來,房價持續上漲,部分城市投資投機性購房大幅上昇,進一步推動了房價過快上漲。齊驥表示,將借助五大措施來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事實上,中國現在面臨經濟轉型,而高房價和壟斷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最大攔路虎。首先,一些城市的高房價對城市化形成了巨大約束。作為城市化的『古典模式』,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進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戶。跟在他們後面的,則是成千上萬的打工者,他們也渴望在城市安居樂業。而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存在嚴重脫節,成千上萬的鄉村老板的確率先進城了,並在城市購房買地落戶生根了,但跟在他們後面的『打工者』無力購房,只能『望房興嘆』,要麼依然奔波於城鄉之間而『離鄉不離土』,要麼以『農民工』身份屈居城市『邊緣人』之列。『古典城市化』路徑因此受到了一定阻礙。
如果說中國未來的城市化提昇空間是中國房價長期向上的最大基本面,可是面臨如此高的房價,農民工又如何真正進得了城?這成為一個巨大的邏輯悖論。
如果再來看看更為宏觀的層面,中國的轉型著力點將是不言而喻的。環顧世界,未來五十年,最有可能成為偉大國家的無疑只有中國和美國。在未來要形成的世界格局中,美國應該扮演的是世界經濟發動機的角色,因為它屬於領導型經濟,具有『重構、創新和再投資』的天然制度活力,它應該為全球經濟的下一個長周期設計驅動機。而中國扮演的是需求角色,中國經濟通過其轉型和重構,將釋放出巨大需求,成為推動世界經濟長期增長的『淨資源』。
這次危機的一個深刻教訓是,這個『淨需求』的角色看樣子不能由美國來承擔,美國承擔的後果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經濟逐步背離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走向通過美元本位制不分畛域地利用世界的剩餘資金,無限期、無約束地負債運轉。過去十餘年全球經濟模式就是:美國掌握著全球最寶貴的經濟資源——淨需求,其他國家圍繞這一淨需求來推動經濟增長,這一模式被認為是這次危機根源。
未來的世界,中國需要承擔起需求這個責任。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內在需求潛能,那就是城市化。2007年底中國城市人口5.9億,按官方統計年鑒的數據,城市化率達到45%,根據中國社科院學者的研究,中國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為在現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億農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鳥』。這與那些邁入人均國民收入3000美金門檻的國家其當時的平均城市化率55%的水平,相距甚遠。
可以簡單測算一下,如果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的城市化率能夠上昇到65%,即便不考慮個人消費水平的增長,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國的私人消費從10萬億(人民幣)增長至20萬億,2008年中國的出口9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說,無論未來的全球經濟再平衡多麼殘酷,中國的消費增長的潛能也足以能夠抵消掉,並支持中國長期高速增長軌道。
大膽想象一下中國城市化所能釋放需求潛能吧,5億現在年收入只有700美金的人一下子提昇到5000美金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中國實現經濟消費需求轉型的邏輯就在於此。但是,擺在中國經濟轉型路上的攔路虎:一是壟斷,一是高房價。
第二產業和半個第三產業是對私人部門開放的,如第三產業裡的非主體行業,比如商品批發與零售、公路及內河航運、餐飲、旅游服務以及建築等。而『一產』受制於土地制度的制度安排,開放權限有限;而『三產』的主體行業,諸如金融、主體運輸(從公路網到鐵路運輸,從航空到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等等,受到『壟斷』力量的控制,私人資本無法涉足或集聚。實際情況可能還遠不於此,當下國有部門依托要素資源的優勢、資本的優勢大舉進入第二產業。而從微觀機制上講,私人部門經濟傾向於使社會化大生產的流程解構、外包來提昇效率,如此使得基於制造業的現代服務業如現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務等等業態迅速衍生和發展,從而創造出就業需求的指數級增長,城市化依托此方能大幅地推進。當下的壟斷利益已經妨礙了城市化(需求)。這需要轉型時認真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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