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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糾紛讓張瑞敏閉嘴了,汶川地震讓王石閉嘴了,房地產泡沫破滅讓潘石屹閉嘴了,乳制品安全危機讓牛根生閉嘴了……並非不說話了,當然,任何人也沒權利不允許他人說話,而是諸多先前被描述得美輪美奐的企業家,以及被大肆鼓吹的改革意識與創業精神,在市場與社會基本常識面前,都難以經受住長期或突然的考驗。
從而給我們每個人提出了一系列嚴肅的問題:企業家精神能否支橕起時代的精神?當下將企業家語錄像當年毛澤東語錄一樣刷遍街頭巷尾的行為是否理性?以及諸如尚未經歷多少社會批判與歷史沈積的阿裡巴巴模式是否就可以充當教科書?馬雲是否就有資格賣弄教條?問得自己頭都大了,不如先回味段對美國18-19世紀的淘金熱的描述:淘金熱的衝擊,讓海員把船只拋棄在了聖弗朗西斯科灣,士兵離開了營房,僕人離開了主人,農民典押田宅,拓荒者卡墾荒地,工人扔下工具,公務員離開寫字臺,甚至連傳教士也離開了布道所……與當下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熱情如出一轍,不僅畫家、詩人、學者成了商人、而且大學、慈善組織都不再是純粹的非贏利性組織,甚至官員也不甘落後,下海的下海,搭便車的搭便車……
當然,也有陳丹青這樣做不成企業家,由商人退回藝術家的。雖然類似的『逃兵』也不少,但目前書店最暢銷,或擺設最顯眼的,依舊是企業家或相關作品。
但在一個稍微正常與理性點的社會,商人的地位總是卑微的,尤其是在社會自我管理體系中。至於我們的封建社會如何打擊、壓制商人已是不言而喻,甚至在一向被視為代表資產階級各類商人利益的美國也是如此,不僅當年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敵不過羅斯福,而且在美國的參眾兩院的議員也少有商人出生。在美國,多數商人『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只能是被鄙視的院外活動,即便企業家或企業家組織向政治團體捐錢也被嚴格控制,最高捐款額不得超過17500美元,與我們一般企業家動輒上百萬的『行賄』額度相比,差得遠了。
商人從政自然也受到嚴格限制,如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鮑爾森在就職之前,必須與先前的高盛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等身份劃清界限,並承諾今後將保持距離,不然會怎麼樣怎麼辦,其嚴肅過程就像我國文革時期的出生成分鑒定,絕不讓『資本主義』的一顆屎壞了『社會主義』的一鍋粥。
在美國,商人地位如此卑微,以至於他們往往選擇沈默,即便家喻戶曉的上市公司GOOGLE的佩奇、布林這樣兩位血氣方剛的創始人與領導人也是如此,他們甚至不敢與新聞界的朋友有過多聯系。
之所以要『限制』企業家,因為他們總容易犯錯誤。如二戰之前,沒有諸多媒體與不僅滿口髒話,而且下令毒打工人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作對,以及競爭對手的限制,果真讓其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甚至當選,誰知道如今的美國會怎樣!當然,如果沒有媒體制約或社會必要程序的限制,或許如今的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就真得像張瑞敏、牛根生,不得不『閉嘴』了。或許一百年後,目前在我國看似響當當的企業家都會灰飛煙滅,什麼馬雲,什麼老俞,都他媽的見鬼去。所以,沒必要拿企業家太當回事,不過企業家拿自己可得當回事,努力做個真正經得起市場與社會雙重長期考驗的企業家。千萬別學潘石屹,沒蓋幾個馬桶,就到處叫人來拉屎。
當然,與多如牛毛的企業家相比,在兩級分化日益嚴峻的中國,具有社會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更是奇貨可居。如十年後我還活著,希望能記得寫篇《別太拿政治家當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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