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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時任建委規劃處處長、城鄉建設研究所所長、建委副總工程師的王明浩,親眼見證、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後天津市住房建設的巨大變遷。
一篇論文引來市長關注1978年的冬天很冷,但對剛結束『文革』的中國來說,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春天』。時年36歲的王明浩正在天津市規劃局的辦公室中,對著一大堆圖紙冥思苦想,『城市如何規劃纔能更趨於合理、實用、美觀?』
廣播裡傳來鄧小平的聲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盡管王明浩學的並不是經濟學專業,但聽到這樣的話,還是感到心潮澎湃,覺得天津乃至全國快速發展的絕好時機終於到來,『我也為自己感到高興,歷經十年「文革」,我終於等到了知識分子的春天。』他說,那陣子全身上下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勁兒。
出生於上海的王明浩1967年畢業於同濟大學建築系,同年被分配到天津市建委工作,『此後,這一輩子就沒有離開建築。』1980年10月,在全國規劃工作會議上,有專家提出中國的城市發展格局應該是『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
在這樣觀點的影響下,一些從事城市科學研究的學者提出了三個城市群的天津城市布局,即:以中心市區為主,包括周圍城鎮的中心城市群;以塘沽為主,包括濱海城鎮的濱海城市群;以薊縣縣城和寶坻縣城為主的薊寶城市群。
生性倔強、有主見的王明浩對此不能苟同,他認為大城市的發展是不能限制的。
『我覺得這樣割裂了城市的整體感,所以我專門寫了論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王明浩在論文中寫到,天津是由河口港逐步演變成海岸港的港口城市,這種特殊的情況使天津市區和塘沽成為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兩個主體,由此提出了『啞鈴式』布局形式。也就是說,整個城市以海河為軸線,把老市區改造成全市經濟、政治中心,工業重心東移,結合港口,發展塘沽和濱海地區。
當時的王明浩並沒有想到,這篇文章給他引來了決定自己命運的『伯樂』。
論文發表在一份專業期刊上,恰巧被當時的天津市市長李瑞環看到,連呼『精彩』,當即召見了作者王明浩,『市長向我詳細詢問了有關天津城市規劃的總體設想和操作方式,然後就問我願意不願意到建委,專門負責城市規劃工作。』
王明浩覺得幸福來得太突然了,一篇文章竟然引起了市長關注,將自己帶到一個更加心儀、更加適合的崗位上去——1984年8月,在李瑞環市長的直接安排下,他『空降』到市建委,出任既能『紙上談兵』搞規劃,又能『真槍實彈』搞建設的規劃處處長。與此同時,有關天津城市規劃的『啞鈴式布局』,也被市長形象地比喻為『一根扁擔挑兩頭』,並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危改大決戰之前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舊城改造。『年輕一點的人,很難想象當年住在三級跳坑裡的感覺。』王明浩問記者, 『你能想象得出,馬路挨著房頂,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裡還滴答的景象嗎?』
由於歷史形成的沈重包袱,那時的天津市內六區共有佔地2公頃以上的成片危陋平房164片、700多萬平方米,居住著佔全市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許多家庭老少三代同居一室,夏不遮雨,冬不避寒。
老百姓要求改善居住條件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不改造舊城的瀕危房屋,城市規劃和發展根本就無從談起,『當時叫做「三級跳坑改造工程,」說乾就乾。』王明浩說,盡管自己是一處之長,但能領導的卻只有一個人,因此總共26萬平方米的改造工程,上到拆遷時間、規劃方案,下至新房施工、環境衛生,無論大事小情全都需要他親力親為。
『從市長、區長到普通工人,大家都只有一個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天津建美、建好,所以工作起來都很痛快。』直到今天,王明浩依然清晰地記得,1986年的盛夏,在沒有空調的辦公室中,他分別約見市內六區主管建設工作的副區長,對著地圖大汗淋漓地暢談建設設想,『沒有合同,沒有任何落實到紙上的文字,需要蓋多少房子,原地能夠解決多少,需要建委再劃撥多少土地,全憑我們嘴上說。』回憶起當年的工作模式,王明浩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經過一番調查論證後,王明浩拿出了一套規劃方案,『主要內容就是,能整修的原地整修,可翻蓋的就翻蓋,能通過貨幣搬遷執行的就貨幣搬遷,必須還遷的就還遷。』帶著這份方案,他和各區區長一起面見李瑞環市長,『市長看了看方案,問六個區長,是不是同意按方案執行,大家都點頭說沒問題,然後他就拍板了。』就這麼簡單,備受天津人民乃至全國關注的『三級跳坑改造工程』就這樣拉開了大幕,在此後兩年時間裡,天津市總共拆遷26萬平方米,新建88萬平方米住房,『我第一次覺得很有成就感,看到了自己的設想一點一點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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