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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況下,白領們被看作是潛在的『中產階級』,工作好、收入高,消費能力強,生活也應該相當瀟灑。但是最近的一項調查卻顯示,白領們的消費十分低迷。
智聯招聘的一項針對職場白領的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職場白領周末選擇在家睡大覺,六成職場白領周末平均花費在200元以下。
原因呢?竊以為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唐昊的話切中了肯綮。現在的房價持續昇高,迫使白領們透支了以後幾十年的打工收入。本來,用這些收入他們可以再教育、投資、創業進而尋求進一步上昇的路徑。可惜,他們被透支了發展的路徑和可能性。按照唐昊先生的見解,中國社會這二十幾年培養起來的潛在的中產階級的發展權被剝奪了。在如此的經濟壓力和權利剝奪之下,他們哪裡還有多少錢可供周末瀟灑地消費?而這傷害的不僅是白領階層的生活,還導致了時常被掛在很多人嘴邊的『內需不足』。
白領們被房價『捕獲』的困境讓筆者想起了日本學者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中的描述:隨著日本社會的個人所得、學歷、生活需求等差距越來越大,日本社會的中產階級正出現『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分化。而且,躋身『上流』的鳳毛麟角,淪入『下流』的卻源源不斷。因此三浦展認為日本社會正在『下流化』而成為『下流社會』。
中國社會何嘗不是?只不過,日本是在形成了穩定的『中流社會』之後,出現了『下流化』的趨勢,而中國,從白領階層這個潛在的中產階級發展權被剝奪的情況看,尚未形成『中流社會』就開始『下流化』了。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主持的一項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五大城市中,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的百分比為11.9%。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也曾稱我國新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構成,加上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總人數在1.5億左右。雖然這兩個結果都備受質疑,有人認為中國並沒有那麼多的中產階層,但是即便果真有那麼多中產階層,與日本一億人口左右的『新中間層』所佔的人口比例依然相差甚遠,中國遠沒有形成一個『中流社會』。
不僅如此,與日本彌補分化鴻溝的努力相比,我們在阻止『下流化』趨勢上顯得無所作為。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收入再分配調查』,雖然基尼系數一度上昇到0.498,但是經過稅收調節和社會保障再分配之後,日本的基尼系數為0.322。而中國呢?中國的基尼系數早在2000年就衝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再分配調節明顯乏力,甚至,中國的稅收政策被形容為『劫貧濟富』,而不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則僅局限於城市。顯然,中國的兩極分化趨勢更加嚴重,調和因素不僅失靈,還背道而馳。看來,白領們只好『下流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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