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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0日,張倩(化名)在朋友圈發了一個帖子:“隔壁‘大哥’因工作調動要離開北京了。走得匆忙,‘大哥’還被某黑心中介剋扣了4個月的房租。剛回家一看,隔壁已經換人了。中介迅速找到了兩位新室友,又得重新適應一遍了。可能生活就是這樣吧,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
因爲年齡最大,在這間合租屋內,剛剛搬走的住客被稱爲“大哥”。
合租房裏的火藥味
2013年7月,張倩畢業於北京某高校國際貿易專業,目前就職於北京一市屬機關。
和絕大多數在京打拼的青年人一樣,她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原本兩室一廳的房子,客廳被打了隔斷。南向主臥租給了一對夫妻,張倩選擇了面積較小的北向次臥。“採光差點,但是比主臥便宜幾百塊錢。”這是主要理由。
已經選擇離開的“大哥”,原本住在客廳的角落。中介用自制的隔斷圍了一個半封閉的空間,一張牀、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連同“大哥”,一起被圈在其中。
來自五湖四海的合租者常常會產生各種摩擦:公用廚房和洗手間帶來的不便、水電費均攤引發的口水戰、“夜貓子”室友大半夜放音樂影響了睡眠……很多時候,張倩都對這幾位合租者充滿無奈。不久前,她剛剛同“大哥”爆發了一場無言的戰爭。
這次局部衝突的導火索是採暖問題。這套不足80平方米的兩居室並非集體供暖。在冬季漫長而寒冷的北京,自供暖帶來很現實的問題:費用較高,而且要租戶個人承擔。
“粗算下來,如果從早到晚一直開暖氣,每人每月要多掏1000多塊錢。要是晚上回來開,也得多掏400多塊錢。”張倩算過這筆賬,“開着,的確費錢;不開,冷得要死。”
作爲一個月收入3000元出頭的機關新人,她很心疼這筆開支。不過,室友似乎比她更心疼。於是,一向摳門兒的“大哥”與怕冷的江南姑娘間開始了明爭暗鬥。
一個週日上午,張倩在自己的小屋裏貼着暖氣包取暖。10分鐘後,暖氣變得溫熱;半小時後,微涼;1個小時後,張倩覺得“我比暖氣還熱”。“開關又被大哥關了。”查看時,她發現閥門處於關閉狀態,便又打開了暖氣。
午飯過後,寒意再次襲來。張倩再打開。於是,整個下午,你開,我關;你關,我再開。“不記得重複了多少次。”她回憶道。
晚飯時分,倆人同時出現在了廚房。張倩明顯感覺到了“尷尬的氣氛”。因爲賭氣,她故意將水龍頭開到最大,目的是“讓摳門兒‘大哥’心疼得牙癢癢”。“大哥”也不示弱,把菜葉子摔在地上,讓有潔癖的張倩很不自在。
“一個好好的週末就這麼攪和了。”她說,“這樣的矛盾幾乎隔幾天就會出現。可能在他們眼裏,還覺得我是個‘刺兒頭’呢。搬家計劃醞釀了無數次,但最終泡湯。我和父母商量過,他們說的有道理,再怎麼換室友,都會有摩擦,何必瞎折騰呢。”
10月的一天,張倩在家洗澡,洗到一半燃氣沒了。後來她用冷水洗完,第二天便發燒了。“房子的水、電、燃氣卡都在中介那兒,他們忘了充錢。”她說,“真是想吵架都不知道找誰。”
更讓她“上火”的是房屋的門鎖。“有一次回家我拿錯鑰匙了,居然用辦公室的鑰匙打開了我的房門。我想和室友一起向中介反映問題,結果沒人理我。還有就是窗簾的問題。到現在爲止,因爲牆上沒打洞,我的房間連窗簾杆都沒有。後來我在牆上貼了一排掛鉤,拉了根繩子,總算把窗簾掛起來了。”張倩說。
“挑了半天,還是被中介坑了”
2013年9月初,張倩接到了北京某市屬機關的上班通知。電話裏,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集體宿舍?”對方告訴她,沒有分房,沒有集體宿舍,也沒有租房補助。這個答案讓她很失望。當時,她還暫住在同學家裏。好友和同學都在六七月入職了,張倩找不到熟悉的人合租。
“正規中介一般不提供合租房源,而且中介費也很高,所以我只能在各種網站、論壇上找房子。”那幾天,她將能想到的常用網站翻了個遍。“我的策略就是地毯式搜索,找個便宜的好房子。有幾次電話打過去,那邊的人就說,‘你不是早上才問過嗎,怎麼又打來了?’找得太多,自己都糊塗了。”
最初,她堅持要爲自己尋找一套獨立的居所。第一次選中的房子是一套單身公寓。房子很小,只放得下一張牀、一張桌子,但是擁有獨立的衛生間、廚房,月租1200元。地點位於東五環外,距離最近的地鐵站步行大約10分鐘。
不過,實地看房後,張倩發現了很多問題。“安全性不好,公寓裏面的人特別雜。要是晚上自己回來,還挺害怕的。而且水電費都是按商用計算,整體費用挺高的。”她說。
這次看房下來,她大概明白了行情。“按照我的預算,要想住在地點好、治安好的地方,不太可能租一整套房子。”
雖然極不希望選擇合租,但隨後,張倩還是開始尋找合租信息。她第二次選中的房子位於東四環外,發佈消息的是二房東。這名二房東從房主手裏租下了整套房子,自己住在主臥,次臥出租。“1600元一個月,我覺得價格、地點都不錯。”張倩說。
但是看房那天,張倩又打了退堂鼓。剛進門,她便被二房東大聲呵斥“請換鞋”;走進洗手間,後面的人又大喊“別碰我毛巾”;想看看臥室,身後又傳來“別開窗戶,風大”的指令。“相處了幾分鐘,我覺得壓力好大。第一次見面都是這樣的情況,以後住在一個屋檐下肯定難免爭吵。”她認爲。
之後看的幾套房子,要麼價格便宜房子差;要麼地段好裝修好,但嚴重超支;要麼性價比整體不錯,但室友很不友善。那一個星期,張倩覺得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轉,忙碌卻毫無成果”。“前前後後看了不下10套房子。”她回憶道。
一天晚上,她很失落地撥通了父親的電話。“其實也不知道說什麼,就是覺得委屈。”她說,“如果這個時候在家,應該剛吃完飯,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呢。”
張倩是家中的獨生女,在浙江老家,她有一間很寬敞的臥室,從沒想過“在自己家,還要小心翼翼地與別人相處”。
最終,張倩倉促地選擇了現在居住的房子。“當時就是着急了,因爲馬上要上班了,還得搬家。後來才發現,挑了半天,還是被中介坑了。”她說。
那條房源信息來自某網站。帖子裏描述稱:全新房源,月租金1000元,集中供暖、地鐵沿線。“看照片,房子確實很新,像剛裝修過的。我覺得價格也合適,就想去看看。”
誰知,見面後,張倩便陷入了被動。“房租一下漲到1600塊錢。我說,不是說1000塊錢嗎,他們說‘打錯了,就是這個價’。”一旁陪她的同學勸說:“這已經是我看過最新、最好的房子了。”加上第三天便要入職,張倩急忙交了100元訂金。
搬入這套房子後,問題接踵而來。這套面積不足80平方米的兩居室,張倩是第一名入住者。籤合同時,中介信誓旦旦地說:“放心,我們找的合租戶一定都是女的。客廳不會打隔斷,加上你最多住兩戶。”很快,新的住戶到來:一戶是住主臥的夫妻;另一戶就是住在客廳隔斷的“大哥”。
爲了這個事,張倩不止一次打電話質問中介。但對方說:“這事我們控制不了,人家要租也不能拒絕。”
2014年3月,一份《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狀況調研報告》顯示,在京工作的青年中,居住自有住房的佔23.5%,與父母親戚同住佔24.3%,租房居住佔52.2%。其中,租房者居住狀況相對較差,租房市場侵權現象嚴重。
“違約、侵權是常有的事。租房者沒有任何話語權。你不租,想租的人多的是。”張倩很清楚自己在這份合約中的地位。
新裝修的房子,油漆味特別大,沒幾天她便感覺眼睛刺痛;第一個週末,她被樓上裝修的轟鳴聲驚醒;小區還未完工,每天進出,都要穿過一條泥濘的便道;廚房沒有抽油煙機,因爲中介說“要等人住滿纔給安裝”,所以前兩個星期只能煮麪;洗手間裏有一臺很髒的二手洗衣機,在洗衣服前,張倩不得不把它先清洗一遍……
“什麼情況,客廳‘大哥’的隔板牆居然裂了,裝修質量令人擔憂。”“兩個電梯都停用了?我可是住在17層啊!”“窗戶壞了,中介到底什麼時候來修啊。”……苦中作樂,張倩不時將自己的合租囧事分享到朋友圈。“居然有不少小夥伴點贊。”她調侃,“估計不少人都感同身受。”
搬家?買房?回老家?
搬家?這個想法在張倩的腦海中醞釀了無數次。但是一想到被中介扣下的押金和房租,她便放棄了這個念頭。
買房?這個想法從未出現在她腦海裏。“至少5年內會是這樣。”她說。
單位沒有福利分房,唯一的優惠是購房時一次性資助一部分首付。“這也是從同事那裏打聽到的,不知真假,而且據說補助很少,還得自己出絕大部分。”對於公積金貸款,張倩則是一頭霧水,“因爲根本沒想過買房,何必瞭解這些給自己壓力呢?”
北京市住建委網籤數據顯示,2014年1月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均價爲29502元/平方米。目前,張倩的月收入爲3000元出頭。身邊同事告訴她,在機關工作,隨着工齡增長工資會上調,但也別抱太大希望,工作五六年也就拿4000多元。
爲什麼會當公務員?張倩覺得就和當初選擇這套房子一樣,是迷茫中的決定。
本科畢業,她的第一選擇是攻讀高級翻譯的碩士學位。2013年年初,張倩參加了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筆試結束,她覺得自己發揮失常,八成考不上了。
當時,宿舍6個女生嘰嘰喳喳聚在一起對題。“幾個人越說越傷心,都覺得自己肯定要落榜,後來就一窩蜂報考了北京市公務員。”張倩回憶,“這個過程中,我壓根兒沒有作決定的感覺,像是被大家推着,迷迷糊糊報了名。”
幾乎毫無準備的公務員考試,進展卻很順利。“我是去打醬油的,結果,‘醬油’居然打上了。”她很意外。不過,在她的心裏,一直有一個首選職業。“最想做的還是翻譯。”
2013年2月,研究生考試筆試成績公佈,但分數線遲遲沒出。張倩將成績和往年分數線一比較,認定自己落榜了。“按照往年的分數,我沒過。”
隨後的這段時間,張倩接到了公務員複試通知。此後一個多月,她沒有再碰過翻譯書一次。“因爲賭氣,幾本書已經被我扔了。可誰知,今年的分數線降低了,我超過了兩分。”說到這裏,她的眼角流露出一絲遺憾。
不過,她已經沒有退路。一邊是毫無準備的考研複試,一邊是奮戰了一個多月的公務員考試,她選擇了後者。後來,她總安慰自己:初試只超過分數線兩分,參加複試也很可能被淘汰。
“當翻譯這兩年肯定沒戲了。公務員入職前要籤協議,規定了服務期。這樣做也是爲了避免政府人事流動過大。一般服務期都是5年。如果5年內離職,要承擔違約責任,而且以後也不能再考公務員了。”她說。
張倩承認,自己的很多決定都帶着“半推半就的茫然感”,留在北京也是如此。
2013年,她也報名參加了家鄉公務員考試。爲什麼選擇留在北京?她的答案是:“我也想問自己。”再問,她會笑笑說:“大學4年在這上的,同學都在這邊,就是不想回去。”
她還給出了更具“偶然色彩”的理由。在老家的公務員考試結束後,一位監考老師過來問她:“你是在北京上的大學麼?”她點點頭。“那還回來幹什麼,那邊不是更好?”她無語。
從考場出來,引領考生離開的工作人員和她閒聊:“別回來了,在咱們這麼小的城市,碌碌無爲的,真沒什麼意思。你在大城市待慣了,肯定受不了。”
這位領隊異常熱心地向她講述了自己的“無爲史”。“他告訴我,工作十來年了,還是科員,提不上去,因爲單位的一把手也只是處級幹部。小地方機關事務相對較少,想找到忙碌的狀態都很困難,下午4點多就可以回家了。”張倩說。
這番話嚇住了張倩。她想象中的自己,應該每天穿着光鮮擠進地鐵;在乘車間隙舉着手機頻繁刷屏,生怕漏下一點信息;來不及吃早飯,就隨便買點,繼續趕路……每個細節都應該充滿忙碌的氣息。
於是,張倩決定留在北京。現在想想,她覺得這個選擇稍顯草率。曾經立志一起當公務員的舍友,一個去了香港留學,兩個去了銀行,兩個去了私企。
“大家的軌跡都不同。”她說,“不過也有相似的,比如剛入職場的待遇都差不多。住房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最大問題。”
對於張倩的生存現狀,家鄉父母的意見很明確:5年滿了趕緊回家,或者現在辭職也行。作爲家裏的獨生女,回老家至少不必擠在一個巴掌大的房間裏,深陷於各種瑣碎的矛盾之中。可她又會不甘,“爲什麼這個逃兵會是我?”
張倩也向身邊同事瞭解過,在住房問題上,大致分爲三類:一類是家在北京,雖然也買不起房,但可以和父母同住;一類是家境較好,已經擁有了獨立住房;第三類則與她相似,仍然糾結於各類房源和室友之間。
一直以來,分房被視爲公務員的最大隱形福利之一。在北京、上海等房價居高不下的地區,這一福利帶來的職業優勢尤其明顯。
然而,1999年,國務院下發《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規定要求“從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
到目前爲止,雖然部分中央國家機關仍可通過經濟適用房、集體購買、歷史房源等方式獲得住房,但像張倩這樣的地方基層公務員,幾乎無望享受這項福利。
“通知我入職的人告訴我,肯定要自己租房。而且工資不高,沒有外界傳言的豐厚福利。最大的好處是穩定,能拿到本市戶口。”她說,“當時腦子一熱,覺得租房也沒什麼。但其實住房是最大的問題,至少要花費一半的收入。有個同學,已經在北京成家了。他說自己特別後悔,如果回老家,就不用拿一大半工資養房了。我說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013年12月發佈的《2013年租房市場報告》顯示,在全國36個大中城市中,北京月均租房成本最高,達1479元/月。
每天7點半起牀,8點準時上地鐵,9點之前趕到單位;因爲是新人,張倩會在上班前完成打水、清掃辦公室等工作;晚上6點下班,便鑽進幾平方米的小屋,在室友使用的間隙做飯、洗漱……這些畫面,和她最初想象的生活狀態相去甚遠。
談到現實與理想,張倩的臉上再次寫滿茫然,“回去還是留下,這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