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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事”很有說道,自古以來都如此。但說“房事”卻總覺得不能敞開窗地說,總要關起門來小聲絮叨。
中國人很文雅,把小兩口晚上關起門來的哪點事說成是“房事”,字裏行間透着神祕。關起門發生的事自然只能關起門來說。但神祕是有遐想空間的。中國人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在打聽和傳播隱私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弄堂裏、門檻前、小板凳上,納着鞋底、嗑着瓜子的三姑六婆們盡職盡責地扮演着“狗仔隊”的角色,大肆宣揚誰誰家的“房事”。他們把聽來一耳朵的隻言片語,經過不夠縝密的邏輯加工,添油加醋地將人物和場景組合起來,編成一個聲、光、色俱全的劇本,一出好戲便在瓜田李下上演了。但因爲是在背地裏議論,說這些帶着濃郁意淫色彩的“故事”時需要一定技巧:說者和聽衆都必須勾着上半身、湊近腦袋才能聽到那不敢放開音量的議論。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大家才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大聲地談及“房事”。當然,此“房事”非彼“房事”。
買房曾是天方夜譚
1978年,理論界提出了住房商品化、土地產權等觀點。一向以租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或是住單位分房的人們,第一次對房子有了另一個懵懂的想法。
1980年9月,北京市住房統建辦公室率先掛牌,成立了北京市城市開發總公司,拉開了房地產綜合開發的序幕。關於房子的事情才第一次從想象中走入現實,從政府辦公室走入普通百姓家。在此之前,國內只有房地產開發,沒有商品房開發,事業單位或是企業單位造房子主要是用於內部職工福利分配。
1982年國務院在四個城市進行售房試點。在當時,地處邊疆的雲南自然是此次試點的觀摩對象。消息不太靈通的一些昆明人,甚至在幾年後才聽說外地可以花錢買房的消息。據我爸回憶,當時對於我家和我家鄰居來說,買房就是天方夜譚。
記得那時我剛上小學,80年代初我家的住房條件非常差。一家4個大2小住在龍翔街大羊巷一棟3層樓公租房裏。3間各不相連的屋子分別充當了我們家的客廳、臥室和廚房。其中,客廳最大,有11平米,內走廊斜對面的臥室有9平米,廚房6平米。這加起來只有26平米的房子中住着我奶奶、我爸媽和我,平時上學的時候,我姑姑和表弟也會來擠一擠。當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每週要上6天課,就要擠6天。
爲了同時擠下那麼多人,我和爸媽擠在1張1.5米寬的“大牀”上,旁邊放着一張書桌寫作業用,還有一張大沙發,以及一個五斗櫃和一面落地穿衣鏡。現在想想,9平米的房間居然能放得下這麼多東西,沒有公攤面積真是太偉大了。另一間11平米的房間裏有一組轉彎沙發,一張單人牀,一張3人沙發和一張方桌,桌下藏着幾把圓凳。這些傢俱充分展現了房間的功能性——既要滿足客廳會客需求——記得我爸的同事和同學經常來家裏串門,因爲離學校近,我的同學也把我家當成一個據點——還真不知道這羣人是怎麼塞進來的。小朋友應該不太佔地方,但爸爸帶來的那些叔叔們……實在有太多問號了。除了客廳,這間偉大的房間還是我們的餐廳,吃飯時,把靠牆擺放的方桌拉到房間中央,拖出藏在桌子下面的圓凳,再拿出藏在門背後的摺疊椅,大家圍着桌子其樂融融。最多的時候,這張桌子周圍圍了14個人——連續近10年,春節家族聚餐都在這間房間。當然,吃飯前和吃飯後,這間房間馬上就會變身爲書房。我和弟弟會佔據方桌的兩方做那些永遠也做不完的作業。到了晚上,這間房間就又變身了——臥室,奶奶睡小牀,姑姑和表弟各佔據一條沙發。那時的生活環境是艱苦的,但人是偉大的,不光人偉大,連雞都很偉大。就在那間6平米的廚房裏,除了竈臺、碗櫃、洗澡池外,還曾經生活過一羣雞。而且雞們住得還是雙層複式房——兩層雞舍。
說完了房間,來說說配套設施。內走廊的房子沒有衛生間,幾乎方圓1.5公里的居民上廁所都只有同一個目的地——公廁。從我家上廁所,下樓後還要走800米左右才能到公廁。似乎每個人的忍耐力都很強,不到萬不得已不往哪個地方去,而每次去幾乎都是一溜小跑。如果拉肚子就只能在家裏的痰盂裏解決,晚上上廁所也需要仰仗這一利器。於是,早晨的程曦中每家都會派出一名代表,趿着拖鞋揉着惺忪的睡眼,頂着與枕頭摩擦了一夜的亂髮,三兩個哈欠中互問早安,相約去公廁倒滿載的痰盂,三姑六婆們一路上也許還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八卦一下誰誰家的“房事”。
到了晚上,上廁所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是怕遠,而是怕鬼。公租房沒有物管、也沒有保安,甚至沒有走廊燈,因爲走廊燈是要交電費的,但平攤電費又要每家每戶認可,而且在手電費時必須大家都掏錢才行。對於年紀還很小的我來說,晚上不到十萬火急,我是堅決不會下樓上廁所的。而上廁所時,即便是打着電筒,黑暗還是緊緊地包圍着我弱小的身體,腦袋裏就馬上跑出一堆在香港錄像帶裏看到的鬼怪。大聲叫着“啊”悶着頭飛跑起來。爲了避免這種窘相,我會大聲唱歌給自己壯膽。“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小鳥說,早早早,你爲什麼背上小書包……”直到現在,我每次唱這首歌哄孩子時,那些錄像帶裏的鬼怪還陰魂不散。
讓房子成了商品
上世紀80年代初的昆明,還沒有商品房的概念,但老百姓仍然有辦法解決居住問題,其手段是換房,用直管公房進行交換。當時,在護國路沿街站着很多有房屋信息的人,這些人是二手房“中介”的鼻祖。老百姓在街上溜達一圈就能獲得很多信息,也可以把自己的信息告訴中介。通過中間人,雙方達成置換意向,小房換大房就補點差價。隨後,大家都帶上房租本本到位於威遠街的房管所更名。記得那時,我爸也老往護國路跑。但真正成爲“吃螃蟹”的人是姑姑和堂姐。先是堂姐用自己在紅山新村和大富春街的兩套小房子換了棕樹營的一套大房子,隨後又和姑姑換了她在豆腐營的房子,還補了姑姑900元差價。中間經歷了兩輪倒手,經手的3個交易人每個都滿意了。
80年代中後期,第一批商品房以職工從單位購買福利房的形式首次在昆明出現。但真正在市場流通的商品房是80年代末纔開始上市,開發商是昆明市政府。我姐夫的一個朋友是當時有錢的生意人,他也成了第一批私房所有者。1988年,他花了3萬元從政府手上購得一套豆腐營52平米的商品房。幾乎在同一時間,私房在東華小區、永昌小區、新迎小區、棕樹營小區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隨着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行深圳視察,吹響了中國房地產開發號角。同年,房改全面啓動,住房公積金制度全面推行。然而,剛剛放開的市場卻遭受了非理性炒作。海南房地產市場失控,嚴重的地產泡沫迫使銀行停止房貸。政府開始第一輪緊縮性宏觀調控,房地產泡沫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爛尾樓和銀行呆壞賬。
在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國房地產市場逐漸復甦。隨着住房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成爲新的消費熱點。1998年下半年,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房地產發展的政策。取消福利分房,通過市場來解決住房問題,有效需求在短期內爆發。當時爲趕最後一批福利分房,昆明一時間掀起結婚熱潮。價格政策不再受物價局管制後,有定價權的開發商便開始亂漲價。隨着按揭政策的實施,房地產投資進入平穩快速發展時期,房地產業成爲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
全民炒房時代來臨
房地產零售時代來臨,房貸成銀行熱門生意,個人購房比例持續上升。商業銀行發放的個人住貸總量在不斷增長,貸款門檻越降越低。2001年,在各種刺激政策中,有頭腦的人成了第一波“炒房團”。就跟炒股一樣,炒房有專家論壇也有媒體陣地。一時間,“房事”成了街頭巷尾的熱議。記得那時看“魯豫有約”,請到了幾個80後千萬富翁。那時80後是多麼年輕的一代呀,而千萬富翁又是多麼珍稀的動物呢。其中一個上海女孩令我印象深刻,原因是她居然在3年內靠倒騰房子,從5萬塊變成了千萬。讓我深切領悟到了有房、炒房是光榮的,是驕傲的,是可以上魯豫有約的,但同時我也爲我的不開竅而大感遺憾。捶胸頓足怒罵:“房價被她們這樣的人炒那麼高了,怎麼不留點機會給我們這樣的窮孩子?”事實證明,炒房之路還長着呢,至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都在一路高歌猛進,尤其以2006年大漲爲標誌年。在這幾年中,昆明舊貌換新顏,低矮破舊被高大林立取代。隨後,城中村改造又爲昆明帶來了一座接一座的“新城”。
但遺憾的是,在我終於醒悟過來後,又稍有點經濟基礎時,房子的價格也開始堅挺了。在最低谷時沒有出手,當房地產回暖時又貿然挺進,花了比2008年多近1/4的銀子,在2010年匆忙之下買了第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我沒有成爲光榮的炒房團成員,最終卻被房子無情地“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