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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希望蝸居又何妨
80年代“蝸居”者
天黑並不可怕,因爲天總會亮。
人物:巫達,1967年生,四川甘洛縣人,彝族,1989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畢業後分配至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1998年公派至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獲得人類學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其間於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從事研究員工作。2008年後調任上海大學擔任其社會學系教授。2012年回到北京,現爲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提起1989年剛畢業時的生活,巫達說自己並不懷念那段日子,卻懷念那段日子裏的希望感和幸福感。“那時的日子很難,住得很差。可是大家心裏都很安定,心裏都很篤定,就算現在住得不好,條件很差,但是覺得輪着排號後,最後都能等上好的宿舍,分到自己的房子。就像是在黑天裏等待天亮的感覺。”巫達說,那個年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人,具有非常強的歸屬感和依附感,相信到最後所有的困難都會解決。
社科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坐落在中央民族大學校園內,“西邊的小平房”是巫達和他的同事們對單位集體宿舍的親切稱呼。由7人一間的學生宿舍畢業到住進兩人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宿舍,巫達經過了十多個月的等待。
“我1989年7月份畢業後,還一直在學校待了兩個多月,差不多住到9月底才離開學校。那時只要單位出面跟學校打聲招呼,畢業生還是可以繼續在學校裏住一段時間作爲緩衝的。”但是,多“享受”了兩個多月學校宿舍生活的巫達並沒有直接分進“西邊的小平房”。
按照慣例,巫達這批1989年畢業的學生,在來年的二三月份要下放到基層接受鍛鍊。中間間隔不到半年的時間,不長不短,使得這批人的住宿更多了些週轉和折騰。
“當時九月底,從學校宿舍搬出來後,因爲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就把家安在各自的辦公室。晚上,幾張桌子一拼,被褥一鋪,一覺到天明,到了白天再把被褥收起來。所幸當時辦公室的幾位老先生都不用坐班,加上年輕人體力好,起得及時,所以並沒出現大家都來辦公室了我們還在桌子上睡覺的情況。不過,當時晚上住辦公室的情況是很普遍的。”
“就算當時住辦公室,我們住得也都還挺滿足的。辦公室裏有暖氣,洗漱間可以洗衣服。有時候沒地兒晾衣服,我們就在週末的時候把衣服掛到學生宿舍的陽臺上。當時還有很多人是住地下室的,條件比不上我們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住辦公室我們也沒覺得有什麼。”
“就是洗澡會麻煩些,要跟民大學生一起擠澡堂,有的時候可能還要跑到北理工,洗次澡得折騰一個多小時。不過男生們好湊合,好幾個人擠個噴頭,你洗頭的時候,我搓身上,打着時間差洗。”
1990年入冬前結束基層鍛鍊回到北京的巫達,又被安排住進了現在海淀區巴溝地鐵站附近的小旅館,接着進行正式入住集體宿舍的過渡。最終在幾個月後,畢業將近一年半的巫達終於住進了單位分配的“西邊的小平房”。
“當時的宿舍是兩人一間,不到十平方米,什麼錢都不用自己花。兩張牀,一張桌子,再來張書架就滿了。當時排上這樣的宿舍已經很滿足,我在這間房子一直住到1998年。1994年結婚時,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就作爲了我的婚房。一直到1998年,我才第一次分到了自己的房子,五六十平方米,在太陽宮附近。”
經過公派香港,赴澳大利亞訪問學者,調任上海大學,最後又回到北京近十幾年的周折之後,巫達又成了“宿舍一族”。
“當時去上海的時候,爲了在上海買套房子,就把太陽宮的那套房子給賣掉了,那時北京的房價還沒有上海的貴。沒想到,才經過幾年,等我再回到北京的時候,北京的房價已經遠遠超過上海了。”
重新回到北京的巫達現在住在學校提供的專家樓裏,一家三口住着一套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第一年的住宿免費,但是爲了促進人員的週轉,如果第二年想要繼續住下去,就要付給學校高於市場價的租金。
巫達說,他現在對於在北京買房的願望不像年輕人那麼強烈。“現在北京的房價已經跑贏了上海,就算把上海的房子賣掉,在北京也買不到什麼好房子。還不如就在學校附近租一套房子,這樣孩子上學、我工作都方便。真要把房子買到郊區,那真的是給自己花巨資買了個壓力。”
“就這樣在北京做個租房一族,我覺得也沒什麼可怕的。”
90年代“蝸居”者
趕上分房“末班車”
我是幸運的一代
人物:崔民生,1972年出生于山東省煙臺市。1996年畢業於合肥工業大學,畢業後來到北京,從事相關航天產品的研製工作。2000年攻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科在職碩士,現就職於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下設北京航天動力研究所,從事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
崔民生在接受採訪時,一直說自己是幸運的一代。大學畢業有宿舍,儘管兩個人擠十幾平方米。後來又趕上了分房的末班車,讓他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
“當年我們參加工作都是有宿舍的,就住在航天院的青年公寓。兩張牀,一張桌子,加上置物的櫃子,基本上可以填滿十幾平方米的房間。”在入住兩年之後,崔民生所在的公寓也實現了“現代化”:每個房間都配置了電話、電視機和電風扇,“當時屬於豪華級配置了。”
兩年以後,更大的幸運降臨,崔民生趕上了單位的分房。“當時分配給我的新房只有五六十平方米,按照規定來說,我是高級工程師,應該分到的面積是85平方米,爲了彌補住房面積的缺失,單位就返還了我6萬塊的補償款。而其實,當初掏錢買這房子我也就只花了5萬塊,這樣算下來,我不僅白住一新房子,還附加多賺了一萬塊。這種福利分房的政策在之後的一年就慢慢取消了。我等於也算是趕了個末班車。”
“說實話,我有時候會慶幸自己生在了一個幸運的年代。雖然說,現在年輕人的收入比我們當年高很多,但是他們收入的增長幅度遠遠比不上房價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幅度。所以總體上來看,現在年輕人的生活比我們當年要艱辛得多。”
崔民生特別提到,現在畢業之後選擇留在北京努力奮鬥打拼的外地孩子,很大一部分來自農村家庭。本來農村的傳統觀念認爲,孩子考上大學就光宗耀祖了,甚至覺得留在大城市就是順其自然的事情。但是要在北京安個家,房子是個必備性要素。“按北京現在這房價,買個房子起碼得150萬吧,一些農村孩子連‘啃老’都沒得啃,一個首付就能嚇壞一個普通家庭。”
但是,崔民生也並不主張大學畢業生一股腦往二三線城市的無規劃涌入。“這種職業選擇有着極強的個案性和偶然性。拿我們這個行業來說,以往雖然也說是央企國企,但是總的來說不算熱門。2003年楊利偉上天之後,纔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展。而這種在北京發展所能得到的資源和條件,肯定是二三線城市沒有辦法提供的。所以行業特點和時機節點很重要。無論是留‘一線’還是返‘二線’,都是得以個人的實際情況和本行業的未來發展來作判斷。”
對於高價位的房地產市場,崔民生說,自己一個做技術的不是特別有發言權。但是他覺得,這種市場的調控,一定得是從國家層面出發,做大方向的指導,至上而下,纔有可能實現。下面某一個單位或是某幾個單位的作爲,是沒有辦法對現狀產生積極調控效果的。
00年代“蝸居”者
從六環殺回“北京城”
人物:徐光明(化名)。山東人。1985年出生。2008年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培訓工作。現爲北京某教育培訓學校校區負責人。
最近一星期,徐光明帶着老婆在看城裏的房子。他們繞着方莊的“羣星城古”一圈又一圈。每看一套房子,徐光明就覺得自己很幸福。“終於從六環‘殺’回北京城了。”他對記者感慨道。
畢業:城中村“蝸居”三年
2008年7月,北京奧運會即將開幕。徐光明從北京一所211高校本科畢業了。簽約在海淀區五道口的一家圖書公司,月薪2500元。他讀的歷史專業不可能給他帶來高薪。
在之前一年,北京的房地產市場迅速升溫,售房價、租房價如火箭般上漲。在五道口周圍找了三天房子的徐光明宣佈放棄,農村家庭出身的他只能承受不超過每月300元的房租。這個價格他在單位附近連張牀板都租不起。
在朋友的推薦下,徐去了跟“楊家將”有關的地方——頤和園附近的六郎莊,當時它是北京有名的城中村,住着大量在中關村地區上班的銷售員、小白領。徐光明在那找到了合適的屋子,10平方米單間,每月250元,沒有暖氣,但有寬帶——他很看重這點。
徐光明在六郎莊一住就是三年,直到這個村被拆遷。他告訴記者,三年他已經記不清在村裏搬了多少次家,只要房租不超過400元的地方他都住。沒有暖氣,他就在單位加班到11點,回家倒頭就睡,實在忍不住了就開始熬粥,“粥早上能喝,熬粥冒出的熱氣可以讓屋子暖和點兒。”
工作:房租逼往六環轉行教育培訓
六郎莊被拆遷,徐光明搬到了更遠的昌平史各莊,後來又幹脆住到了離北六環不遠的沙河鎮——這裏有345快公交車,不堵車半個小時就能到德勝門,他每天6點就出門。
2010年,徐光明開始轉行,進了一家教育培訓機構做銷售。他是新人,沒有客戶資源,就一直在公司待到12點,找那些夜裏打進電話諮詢的家長。每一個電話他都仔細記錄客戶需求,然後不定期回訪,幫助家長找合適的老師。慢慢地,找徐光明的家長越來越多,他的業績節節攀升。
徐光明告訴記者,最多一個月,他光銷售提成就以萬元計。銷售業績也引起了老闆的注意,他被破格提拔爲所在學校的校長。
娶妻:買房收穫幸福的希望
去年,連續兩年位居全北京校區銷售業績第一的徐光明被任命爲該培訓機構的大區總監,走上了高級管理層的崗位。他擁有自己的辦公室,不再需要“蹭”聽別人的電話,儘管如此,徐還是每天晚上10點下班,他說這已經成爲了一種工作習慣。
最令他幸福的是,在去年他收穫了自己的愛情,一位文靜的北京姑娘願意和他打拼未來的人生。在剛剛過去的春節,徐帶着女友回老家看望自己的母親,母親對未來的兒媳婦很滿意。幾年工作下來,徐有了數十萬元的積蓄。女友的家庭也給予了支持。他們決定安個家。於是徐光明開始了本文開頭時的忙碌。
“忙但是很幸福,人生最幸福的是有希望,最苦的是沒有希望。”徐光明說自己經歷過後者,現在享受前一種狀況,特別珍惜,“誰說80後就得一輩子‘蝸居’,只要肯努力,一定有機會。”(張航牛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