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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城市化率已超過47%,成爲30年來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同時也要看到,在這種高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着過度“房地產化”、城市定位“雷同化”以及農民無法轉市民的“淺層化”三大弊病。下一步我國城市化進程該怎麼走?來京參加全國兩會的一些代表委員對此進行了把脈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在大城市,人們最苦惱的問題當屬“高房價”衝擊。北京、深圳等位於城區中心的商品房售價均達到數萬元每平方米,遠遠超過了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
繼一線城市之後,二、三線城市的房價正在迅速崛起。一些房地產人士之所以看漲中國樓市並動輒與香港、東京等地相比,一個重要理由便是:我們的城市化率離這些發達國家、地區的城市差距甚遠,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潛力巨大。
“一些地方把城市化簡單理解爲賣地、蓋樓,推進城市化的衝動來自於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而高地價又推高了房價,導致城市商務成本上升,削弱了城市競爭力,這是對城市化潛力的一種透支。”全國政協委員、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說。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爲,農地轉爲城市建設用地的巨大收益,對於城市建設資金缺乏穩定渠道的城市政府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但這種土地城市化的負面效果也很明顯,“土地財政”帶來的城市面積的快速擴張,導致土地城市化明顯快於人口城市化。這是對“城市化”概念的誤讀。
保留傳統特色 切忌貪大求洋眼下,許多城市形象過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盲目大拆大建,片面追求城市形象光鮮,導致城市面貌單一化。
“低頭是鋪裝,平視見噴泉,仰臉看雕塑,臺階加旗杆,中軸對稱式,終點是政府”。這句順口溜是老百姓對城市廣場千篇一律樣式的幽默描述。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共有600多個大中小城市,但卻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國際大都市、國內大都市,有三五十個城市提出要建設中央商務區(CBD),有10多個城市瞄準建設國際或地區性金融中心。
針對一些地方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雷同化”弊端,黃海委員表示,推進城市化要因地制宜,保留城市的傳統和特色,同時不能因大興土木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不便,增加百姓生活成本。比如,在新建商業地產時,應配建一定比例的便民商業設施,不能什麼高檔上什麼,對城市中心地區的菜市場等帶有公益性質的商業基礎設施應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要形成城市化發展的合理思路,不能遍地開花,搞城市化“大躍進”。不要以大城市爲主推動城市化,實際上中小城鎮沒發展起來,最容易出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東營市蜜蜂研究所所長宋心仿也認爲,在大力推進大中城市建設的同時,要穩步推動小城鎮建設。推進小城鎮建設,不但要有產業依託,還要高度重視耕地保護和環境綜合治理,提升和優化小城鎮建設的綜合效益。
完善制度保障 不能急於求成統計顯示,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已超過47%,但實際上許多尚在城市流動打工的農民工未被納入城市人口的統計範疇,這部分羣體的實際生活水平、消費水平並未真正“城市化”。
蔡昉代表認爲,要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淺層化”問題,關鍵是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即允許那些已經在城市長期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在自願基礎上獲得所在地城市的市民身份,並平等地享有與城市市民等同的公共服務和政治權利,承擔相同的市民義務,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市民。
“只有實現了身份和社會保障的真正轉變,城市居民規模的擴大才能在拉動消費上發揮作用。”蔡昉說,每1%的鄉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就能使中國居民消費總額提高0.19個至0.24個百分點。但目前由於進城農民工享受的社會保障福利與城市居民相差甚遠,城市居民依然是拉動消費的主力軍。
宋心仿代表指出,在推進新型城市化進程中要注意完善制度保障,不能急於求成、脫離實際搞“一刀切”,盲目追求大拆大建,甚至“趕農民上樓”。“十二五”期間應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推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有序轉移,切實解決進城農民的住房、醫療、子女入學、養老保險等各種保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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