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一直是我比較尊敬的企業，之所以尊敬，是因為萬科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向往和情懷的公司，萬科自2002年以來連續六年獲得『最受尊敬企業』稱號，社會對於萬科的尊敬是因為萬科能夠在契約精神之外作為一個企業公民履行遠高於一般商業企業的更大的社會責任。

　　如果萬科能夠遵循一貫的商業道德標准，萬科降價是一個正常的商業行為，無可厚非也無可指責。但是萬科的問題在於，萬科恰恰在行業和市場面臨巨大困難的調整時期，偏離了一貫的商業道德標准，開始用非人性化的契約精神來和客戶鑼對鑼、鼓對鼓地認真理論起來，萬科和客戶之間的關系變成了處於冰冷法律條文之間的兩方利益團體之間的簡單商業關系，萬科曾經提出的『和諧、共生』的商業思想，終久敵不過冰冷無情的商業現實。如果萬科和客戶之間的關系，只是基於合同下的冰冷的法律關系，萬科在客戶關系管理上已經不再需要用『最受尊敬的企業』、『企業公民』這些偽善的商業光環來作標榜、推廣和遮掩了，客戶只是萬科在牛市下取利的工具、在熊市下逃命的工具，如此而已。

　　今天大家可能已經非常理解一個優秀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但是管理大師德魯克當年以遠見歷史的視野和高度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時，即使象通用汽車這樣優秀企業的領導人都對此有過激烈的反對。德魯克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源自於企業的影響，所以德魯克非常強調企業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的，源自企業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就是企業對社會行使權利的結果。德魯克非常清晰的表示企業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有責任的，這不是企業的一項社會責任，而是企業自身的一項責任。德魯克認為社會責任應該納入到企業的總體使命和責任當中去。

　　所以，今天民眾對於萬科的失望在於：萬科偏離了其一貫的商業道德，偏離了一個優秀企業比一般商業企業應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這種社會責任是一種廣義上的商業契約，簡單而言就是你應該誠信地對你的客戶負責，至少不應該誤導你的客戶，在清楚給出商業指引的情況下讓你的客戶作出正確的商業選擇。正如葉女士所說：『房子是大宗消費品，消費者往往傾一生積蓄購得一房，因此，房價的漲落直接影響到購房者長期生活品質。房價被人為控制，大幅波動，或者轉嫁風險，是大部分消費者無法承受的經濟壓力。25%左右的降幅，與首付持平，已經超過消費者的忍耐力。隱性的受損者包括那些正在還按揭貸款的人，因為房地產價格下降，他們的支出增加，而收益減少』。民眾購買萬科的房子是基於對於萬科的商業信任，是基於萬科的產品能夠保值來購買的，基於8月初王石說『萬科不會依賴降價來贏得客戶和市場』、萬科執行副總裁肖莉宣稱『我們不會打價格戰』，王石和肖莉都不是黃口小兒，他們在民眾心目中是值得信任的商業領袖和優秀職業經理人，但是萬科卻辜負了這種商業信任。萬科這一次的表現，讓人覺得比一般商業企業的商業表現都更加拙劣、更加令人失望。一個缺乏商業信任的公司，無論其怎樣拿著冰冷的契約精神作為搪塞，都不能掩蓋其未盡的社會責任的缺失。

　　萬科在短短幾個月內降價幅度超過25%，還反映出優秀企業在價格趨勢的判斷能力上已經與一般企業並無太大的差別；萬科過去借鑒證券公司在股民開戶時向股民作出風險提示的做法，在客戶向萬科購買房屋時，也進行房屋風險提示，提示的風險主要在於房屋質量、周邊規劃以及周邊環境等范疇，但是在價格可能面臨巨大調整的時候，已演變為客戶購房時的最大風險--價格風險，萬科不僅不提示，還以管理層的聲音進行誤導，這的確讓我們對優秀企業比一般商業企業更加拙劣的商業表現深深地失望。更加讓人失望的是，萬科隨後還推出法律專業人士的所謂『專業解釋與判斷』，讓人更加悲涼於優秀企業的冷血與無情。

　　既然萬科一再標榜其『社會公民』的角色、其如何為社會所尊敬，我們質疑萬科，是因為我們對於萬科這樣的企業公民有遠高於契約精神之上的商業道德期望，只是這一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向往的企業在殘酷的商業現實下和眾多企業表現出一樣的商業做派，理想主義終久服從於商業現實的失望。

　　在牛市裡，萬科曾經在深圳宣稱，萬科的品牌可以使萬科的房子比周邊其他開發商的房子高出1000元/平方米，萬科宣揚的是有價值的品牌；在熊市裡，萬科以先人一步而降價，唯恐比別人跑得更慢，萬科在降價的時候，似乎已經忘記了客戶與萬科在企業的社會責任上所應該訂立的契約精神和客戶對於優秀企業的商業道德期望。這一次，在行業和市場面臨巨大困難的調整時期，我們清楚地從萬科降價事件中解讀了中國優秀企業在企業的社會責任上所表現出的明顯差距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