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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跟著油價的腳步,國際糧食價格也掀起了一輪上漲高潮,世界銀行發表報告說,過去3年國際市場小麥價格上漲了181%,食品價格整體上漲了83%。在糧價暴漲的背後,全球糧食儲備正在大量減少,聯合國統計目前全球糧食儲備已降到198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國際糧食市場風雨突變,國內糧食生產又是什麼狀況?糧食危機真地會出現嗎?一起到重慶去看看。
在重慶的永川、合川、璧山等一些糧食產區,記者看到不少農民正在種植稻谷,但面對攝象機,他們卻一肚子的牢騷。
農民:『賺不到錢,怕持平都要危險,你要倒貼。』
農民還告訴記者,因為種糧賠錢,一些人已經不願意種糧了,在重慶合川區的一片農田裡,記者看到耕地上雖然種滿了各種農作物,但當地農民卻告訴記者,收完這一季,他們就不再種糧食了。
一位農民告訴記者,當地的青壯勞力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去了,省時省力的小春作物,留在家裡的老人和孩子還願種植,但這些小春作物收割後,對廢時廢力,還賺不著錢的稻谷,不少人都打起了退堂鼓。
重慶市農業局副局長張洪松告訴記者,在重慶,隨著400萬青壯勞動力外出打工,大量的村莊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裡,今年1月,重慶市政府發布了《關於切實解決撂荒地問題的通知》。這個通知中明確規定:農民如果連續2年撂荒耕地,他們的土地將被收回。而之所以出臺這個政策,就是為了防止土地大面積撂荒。
重慶市農業局副局長張洪松:『肯定,那不擔心乾嗎我們今年要出臺這個政策,我們現在就是覺得這個是個問題。』
對耕地撂荒的擔心並不是說說而已,記者看到,這份通知也給基層政府施加了壓力,通知規定:當年大春撂荒地超過常用耕地數量1%的產糧大縣,要扣減10%獎勵資金。在這種壓力下,個別基層政府為了讓農民種糧,甚至還拿出了土政策。
為了防止土地撂荒,重慶市制定了相應的政策,而在今年3月,中央財政也決定再拿出156億元投入,給每畝糧食種植面積增加農資綜合補貼23元,達到40元,同時再追加50億元良種補貼,擴大補貼范圍,國家的這些補助,都直接花到了種糧農民身上,是實實在在的收入,可為什麼剛纔這些農民還認為種糧賠錢?再來看看他們算的一筆種糧賬。
在重慶江津區雙福鎮高滸村,左宗全雖然喊著種糧掙不到錢,但記者還是看到他把家裡的水田插好了秧,左宗全告訴記者,之所以把秧插上,並不是要靠糧食去掙錢。
左宗全告訴記者,為了解決家人吃飯的問題,他纔種上了水稻,那種水稻是否賠錢?他也給記者算了一筆帳,一畝水稻請人犁地、插秧、收割就要300多元,但今年種子、化肥價格上漲的厲害,這樣算下來,每畝的成本大約在450元左右,而一畝水稻平均產稻谷900斤,以現在每斤稻谷九毛錢計算,每年的收入是810元,加上40元的政府補貼,總收入為850元,雖然從表面上看,種一畝水稻賺400元左右,但這筆帳還沒有計算日常人工管理的成本,如果是出去打工,起碼掙兩三千塊錢一個月。
左宗全告訴記者,種一季稻子他還要拿出10天進行管理,但這10天去打工,他至少可以收入500元,這麼算下來,與打工相比,種一季水稻反而少收入100元。
如今在左宗全眼裡,打工已經成了主業,種糧反而成了副業,他告訴記者,雖然村裡也有人外出打工,撇下了耕地,但這些地,左宗全並不想要。
在高滸村,認為種糧賠錢的並不只是左宗全,采訪中,不少農民都告訴記者,在外出打工和在家種地之間,他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前者。而記者在重慶多個產糧區縣的采訪中也發現,這種觀點十分普遍。
永川區農業局副局長王棟林:『單獨一家一戶肯定是虧損的,他也就是賺點自己吃,然後就把自己那部分的勞力不算錢,應該說是沒有什麼效益。』
重慶人多地少,按照目前的糧價,一畝地的投入產出,無論如何也不能和農民打工的收入相比,因此,大部分農戶認為種糧並不賺錢,從而對糧食種植粗放管理,不願學習種糧技術,雖然目前重慶耕地和稻種有著畝產1400斤的潛力,但目前的平均產量也只有800斤。
張洪松:『不是品種的單產潛力不夠,是生產跟不上,生產跟不上的原因是包括農民使用技術的積極性很差。』
糧食單產難以提高,農民家裡的存糧也在減少,在重慶合川區的一個小鎮上,一個收糧賣糧的經營戶告訴記者,去年同期,每逢趕場他都能收到一兩千斤稻谷,但現在,他只收到了幾十斤。
重慶一些農民種糧熱情不高,很關鍵的原因在於種糧收入趕不上外出打工,再加上耕種方式粗放,糧食產量有限,收益偏低,那通過流轉的方式把土地集中,發揮規模效應、擴大產量,是不是就能讓當地的農民種糧呢?再來了解一下。
在江津區雙福鎮,記者看到600畝的稻田流轉給恆河果業有限公司後,被種上了柑橘,像這樣的柑橘園,每畝接近4000元的淨利潤遠遠超過糧食。
離這個示范園不遠的另一塊大田,上百畝的耕地流轉後變成了柑橘種苗園和檸檬園,重慶市恆河果業有限公司技術部經理李隆華告訴記者,檸檬園的經濟價值更高,可達到六千到一萬元的產值。
李隆華告訴記者,像這樣的種植園,他們計劃在重慶發展18萬畝,另外,在重慶璧山縣新堰村,記者看到,以往的耕地都被改種了蔬菜。
重慶市璧山縣新堰村村民伍思群告訴記者,她把別人棄耕的20多畝水稻田承包過來後,都改種了經濟價值比較高的番茄,每畝淨利潤也可達5000塊錢。
另外,在永川區農業局提供的這份情況介紹上,記者也看到,佔永川土地承包總面積25%的耕地已經實現流轉,到十一五末,計劃流轉的土地面積將達到耕地面積的40%,但是,記者同時也發現,大量的耕地流轉後種上了桑樹、茶葉、和各種果樹等經濟作物。
記者:『你現在擔心這些承包大戶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放棄種這個水稻嗎?』
王棟林:『還是有這方面的擔心,因為糧食比較效益很低。』
那麼,目前重慶全市土地流轉的總量又有多少?張洪松告訴記者,全市去年流轉總量的17%左右。那麼,這17%流轉的土地又有多少種了糧食?張洪松稱,流轉的耕地當中只有三分之一種了糧食。
這些數據表明,目前重慶已經有11%的耕地已經不再種糧,但讓人想不通的是,實現了規模化經營的耕地,通過機械化就可以節省大量人工成本,再加上國家的補助,種植糧食應該說有錢可賺,這些承包大戶為什麼還是不買帳呢?
采訪中,土地承包戶告訴記者,如果將流轉來的土地繼續用來種水稻的話,850斤稻谷的租金再加上幾百元的種植成本,那麼每畝總成本將突破1000元,也就是說,承包大戶如果拿租來的地種糧的話,幾乎沒有利潤。
農業企業說到底畢竟還是企業,首先還是要追求利潤,什麼最賺錢就種什麼,這樣一來糧食也就只能排到果樹、蔬菜這些經濟作物之後了,不過,在重慶也還有不少種糧大戶,把打工農民的耕地集中起來,實行規模化種糧,這種經營模式能解決當地的難題嗎?再來看看幾個種糧大戶的情況。
采訪中,重慶市農業局張副局長曾表示,現在有三分之一的流轉地,已經被承包大戶種上了糧食,那麼這些承包戶會不會賠錢?為此,記者也在重慶永川區找到了一個種糧大戶,他叫呂正超,這位66歲的老人一口氣承包了兩個大隊480畝稻田。
呂正超為了承包這些土地,不僅每畝耕地每年要付出500斤稻谷的代價,同時,當年的贏利他也必須和出租土地的農戶三七分享,大戶給七成,農戶承包戶給三成。
呂正超告訴記者,由於租來的耕地成本很高,為了減輕成本壓力,他采用了機器插秧收割,這樣不僅可以大幅增產,同時還可以把種植成本降低到350元每畝。
呂正超告訴記者,靠科學種植,產量超過900斤達到保本問題不大,而真正讓他能夠贏利的則是每畝40元的中央補助,以及重慶市給種糧大戶每畝補助的150元,因為他承包了480畝地,這一塊一年就能賺10萬元左右。
雖然種糧有可能讓呂正超賺到第一桶金,但他並不滿足,他計劃在賺到第一筆錢後,明年就開始改種經濟作物。
在重慶,雖然土地流轉和政府補貼給承包大戶創造了種糧的贏利空間,但是,承包大戶的投資衝動也會讓更多的流轉土地不再種糧,采訪中,另一個承包了210畝耕地種植糧食的大戶沈鑫也表示,她的想法和呂正超一樣。
那麼,對於這樣的投資衝動,當地政府有沒有辦法約束種植大戶們只能種植糧食?
王棟林告訴記者,能夠約束種糧大戶的就是不種糧就取消每畝150元的補助,但是,采訪中記者卻發現,這種約束幾乎就不存在,因為永川區的惠農政策上明文規定,種柑橘的優惠政策比種糧食更多,每畝不僅可以獲得市財政資金1300到1600元的補償,同時還能獲得每畝250元的種苗補助和其它幫助,遠遠高於種糧食的補貼。
在重慶的調查中記者發現,無論農民、農業企業還是種糧大戶,都覺得種糧收益太低,遠不如打工和種植經濟作物,去年重慶市糧食產量為1148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跟全國平均水平相當,雖然,眼下重慶還沒有糧食短缺的擔懮,但種糧積極性下降已經讓重慶的農業部門感受到了壓力。
雖然重慶市的統計數字顯示,人均佔有糧食超過國內平均水平,但今年一季度跟去年一季度相比較,重慶大米的價格還是上漲了21%,對此,重慶市農業局主管糧油的副局長張洪松並不輕松。
張洪松:『什麼是民生,最大的民生就是能保證吃飯,連吃飯問題都不能解決,那你還談什麼民生。』
那麼,糧價上漲的格局下,稻谷的價格究竟達到多高纔能讓農民願意積極種糧?在永川區長豐村,記者見到了一個幫承包大戶種植水稻的村民,他告訴記者,自己家裡的3畝地都租了出去。
重慶市永川區長豐村村民:『 2元錢一斤的谷子吧。』
記者:『2元錢一斤你滿意嗎?』
重慶市永川區長豐村村民:『2元錢一斤可能就種的出來了。』
分散的農戶由於達不到規模化種植,技術上也不夠先進,因此水稻種植成本相對較高,那對那些資金相對雄厚,技術先進的承包大戶來說,什麼樣的糧價纔能讓他們心動?
伍思群告訴記者,從目前看,即使谷子達到1.5元一斤也仍然不如種番茄賺錢,但糧食價格穩定,並且容易儲藏,而番茄價格受市場波動影響比較大,趕上市場不景氣甚至還要賠錢,因此,如果稻谷價格合理的話,他們也會考慮種植。
雖然不少經濟作物的種植大戶都表示糧食漲價他們纔願種糧,重慶市農業局副局長張洪松卻並不認同這種觀點,他認為,如果完全根據市場來調節這個價格的話,那後果不堪設想。
張洪松告訴記者,目前國內糧價低於國際糧價雖不合理,但糧食屬於剛性消費品,它的價格一漲,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都會跟著上漲,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最受傷害的就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和外出打工的人。
張洪松:『家裡有田的,還再繼續種糧的這一部分農民可能損失比較小,但是你從全國總體來講,我們2億多打工仔,這些人他得吃糧啊。』
此外,張洪松還告訴記者,一些農民高價流轉土地,雖然造成了承包大戶種植糧食沒有利潤空間,只能發展經濟作物,造成了糧食供應的不足,但由於沒有相應的條例限制這樣的行為,因此農業部門也無法強制乾涉。
張洪松:『城裡面有低保,十年以後就吃低保,農民低保哪裡來,農民收這個租金,實際上就是維持基本生計的一個要求,國家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傾向於他們,他們是弱勢群體。』
一方面,重慶要控制糧價不能快速上漲,另一方面,重慶大量的耕地卻轉向非糧的經濟作物,同時農民對自種的土地也缺乏足夠的積極性,對這種現象,張洪松告訴記者,他們雖然不斷的摸索高產的種糧技術,但同時他也呼吁,在糧價不漲的情況下,要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國家還應加大種糧的補貼。
張洪松:『國家應該從關注民生的角度來加大對種糧的補貼,強化農業的基礎設施,把錢投在這一塊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糧食生產的機械化的裝備水平,通過擴大規模經營來提高效益。』
半小時觀察:農民為何不種糧?
這幾天,我們注意到,國際糧食價格節節攀昇,已經給糧食進口國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在不少國家,糧食問題已經不再是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演變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糧食價格的上漲和國家的扶持政策應該會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但是片中的現實卻是:因為種子、化肥的價格上漲,農民們非但沒能從糧價上漲中真正獲益,反而因為種地沒有收益而喪失了種糧的積極性。地方政府出臺的處罰措施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土地撂荒問題。糧價上漲,農民卻不願種糧的怪圈,成為困擾我們的一個大麻煩。
面對這種現實,單靠行政處罰手段或市場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一方面需要國家加大對農民種糧的補貼,另一方面也需要相關部門在種子、農藥、化肥這些與農民收入息息相關的生產原料價格方面加強調控。
現在農村已經出現了轉租土地的新現象。對於這種現象我們不能一棒子打死,我們的有關部門需要創造性地思考問題,進行制度方面的創新,用制度規范土地轉租行為,一方面使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使土地集中起來進行機械化、集約化耕種,提高生產效率和單位產量。只要能規范好、管理好轉租行為,那麼農村出現的轉租現象也不失為提高農民收益、提高糧食產量的新思路。
主編:周人傑 記者:李傑 攝像:樊金鋒 樊建恩
(本文來源:CCTV-經濟半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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