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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網專稿(記者蔣冰):最近一個月以來,天津房地產市場上最令人關注的莫過於劉革學和他的“個人合作建房”計劃了,這是天津市出現的第一個希望以合作建房方式獲得住房的群體,截至目前,這一群體中交款人數已過百,意向合作者三百餘人,打電話諮詢的人數也已達數百人,天津個人合作建房到底准備的如何,是否已有了詳細的規劃?近日,記者采訪了天津個人合作建房計劃的發起人劉革學,聽他介紹了目前天津個人合作建房的最新進展。
天津合作建房面臨的三大問題
2007年1月30日上午,劉革學告訴記者,合作建房召集人在29日晚上討論的結果是希望以合作購房取代自己拿地建房,這點記者在2月5號得到確認。之所以選擇合作購房而非建房的原因有三點:首先合作者們沒有足夠的儲備資金拿地;其次,自己拿地建設周期長,並且不夠專業;第三,怕有資金風險,所以最理想的狀態是從某一個開發商手裡拿到一棟或兩棟樓,在建、擬建或者已建成的都可以,將“合作建房”改成“合作定購和定制”房屋,這樣相對來說也增大了成功的概率。
劉革學認為:目前天津個人合作建房面臨三大問題。
首先,政策上存在風險。目前各地政府部門對個人合作建房的要求不盡相同。在溫州,以個人名義拿地是不被允許的,而北京國土資源部門卻明確表示,個人拿地沒有違反現有法規。在天津,個人合作建房雖然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卻存在障礙,至於下一步怎麼規范,劉革學說,溫州合作建房發起人趙智強已經向全國人大提出預案,希望能夠盡快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合作建房還是需要在政策和法律的保證下纔有可能進行下去。
第二,合作建房方案還有待完備。合作建房發展的如此之快出乎劉革學的想象,讓他沒有心理准備去想下一步怎麼走,用劉革學的話說是“一步一步推著走”,隨著拿地、購房的發展,勢必會需要更專業的人士來引導合作者,帶領購房人,而他從現在就開始尋找自己的“接班人”,尋找能真正幫助百姓完成合作建房的領路人。
第三,無論是合作建房的拿地還是合作購房的聯系項目和樓盤都存在一定的困難。劉革學介紹,聯系項目是由人大人諮詢管理公司負責的,現在正在聯系大寺的一塊土地,但是談成的希望很渺茫,河西有一塊地正在談,也無法確定。至於最初打算的從河東拿地,兼顧濱海新區,到目前為止還只是意向,現在也很難說是否真的能從開發商手裡分得一杯羹。
困難是要面對的,好在劉革學很樂觀,溫州拿地的成功讓他也有了新的參考方向,他說,他要借鑒“溫州模式”。
能否重建“溫州模式”?
自從溫州06年11月份競拍土地成功後,“溫州模式”似乎就成了各地合作建房者參考的樣本,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劉革學不時提到“要學習溫州人的拿地模式”。
溫州人的拿地模式到底是什麼模式呢?
溫州個人合作建房發起人趙智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經說,2005年他們曾尋找過幾個地塊,但都因地價過高等原因而放棄。最終拿地成功,一方面是因為地塊面積偏小,開發商獲利空間不大;另一方面是開發商面臨宏觀調控的壓力。最終,他們以每畝400萬元左右的價格拿下地塊。
劉革學認為,只所以溫州能成功拿地而北京卻連連碰壁,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的操作手段有待轉變,個人合作建房不是打擊房產商,更不是與他們站在對立面上互相指責。而所謂的參照“溫州模式”,是與房產商建立聯盟,與開發商合作共同開發共同建設。
溫州和深圳的成功各有其特定因素。溫州有深厚的民間基礎,百姓經濟實力相對較強,頭腦也比較“活”;而深圳拿到的兩棟樓是宿捨樓,原本的成本很低,這兩方面因素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津人的作風一向以穩健著稱,接受新生事物的理念在天津的社會、文化氛圍中並不容易實現。“就拿這次合作建房來說,銀行怕承擔風險,怕做的事情會超出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其實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銀行只是建立專用帳戶,並不需要承擔任何風險。另外還有一些合作人,承受的壓力比較大時也會選擇退出”。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合作建房者們捨棄了原本已經談妥的民生銀行轉而選擇中德銀行。天津和溫州的社會體制畢竟有偏差,參照溫州模式也未必就能增大合作建房成功的機率,在天津城市特定環境下,劉革學需要跨越的是資金、信譽和成本控制三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