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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圈』理論,又叫城市群理論,是區域發展的基礎理論之一。自1957年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戈特曼教授提出這一概念以來,已在全世界被廣泛運用,並被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所謂『大都市圈』理論,通俗的說法就是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區域內,由一、二個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為核心,輻射並帶動周邊一定范圍內的一批中小城市,使其成為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競爭力的區域城市群或城市帶。這種城市群或城市帶具有集聚效應的制造業產業鏈和集約化的永久性城市社區居民群體。
改革開放以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塘三大都市圈的發展相當迅猛,對全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支橕全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地區。三大地區人口佔全國總人口不到1&3,面積只佔全國的10%,而GDP卻佔全國的60%,外貿出口佔全國的85%,直接利用外資佔全國的80%以上。正因為三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實力推動和效應,全國各地都興起了區域不等、名稱各異、特色有別的大都市圈熱潮。近兩年來,全國有86個城市宣布要建國際大都市。這種都市圈熱,對於促進區域競爭,振興全國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是我國近代、現代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繁榮盛世。
但是,縱觀我國建國以後的發展史,有一個嚴重的教訓值得吸取,那就是凡出現一種社會性大熱潮的時候,一定要冷靜地思考,防止熱潮過度,防止大躍進式的冒進,否則的話,就極有可能適得其反,走上失敗。對於當前的『大都市圈』熱潮,我們在興奮之餘,也深深為『大都市圈』熱潮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而擔懮.有這樣三個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們:一是現有三大都市圈如何健康可持續的發展?二是我國究竟需要多少大都市圈?三是本世紀除了三大都市圈外,究竟還能有多少地區真正能夠成為大都市圈?
這三大問題實質上是中國大都市圈未來發展的戰略問題。因此,我想著重從以下二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加強宏觀調控,促進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實現區域共同發展。
當前我國的大都市圈經濟的顯著優勢是,在較小的地域空間,較少的人口群落,創造了數十倍於其它地區空間、人口纔能創造的財富。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首先要正確認識和分析現有三大都市圈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三大都市圈目前發展迅猛,其都市圈內幾個特大城市基本都是得益於計劃經濟年代國家靠工農剪刀差,集中全國主要財力、資源打下的基礎。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三大都市圈城市依靠市場經濟的動力和計劃經濟的遺產,通過資源整合已完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區域資本壟斷、人纔壟斷、市場壟斷、信息壟斷和技術壟斷。正是由於他們佔有時間上的『前衛』和『財力』上的『雄厚』,所以,全國的行政資源、政策資源、資本資源、原料資源、人纔等資源超集約地向三大地區積聚,這種現象從歷史的局部地區利益看是好事,但站在全國區域均衡發展和長遠的共同發展大局看問題,幾個大都市圈的集束化發展,若不能在中央政府統一、有效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下進行,就有可能出現適得其反的結果。我們認為,至少會有以下幾種後果:
一是重復建設加劇。三大都市圈以壟斷形式發展,必然形成無序競爭的局面,而這種現象已經出現。例如,珠三角地區地域狹小,居然同時在深圳、珠海、廣州建幾個大型機場。港口除了廣州黃埔港、深圳鹽田港、珠海高欄港、中山南沙港外,南海還要建新港。這一地區如果加上澳門、香港的機場、港口,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機場、港口地區。長三角地區從長江南京港向下,一直到上海,規模性的大港口已達10多處,而現在仍在競相擴建。根據這些地區的實際需要,這些設施顯然是超過度發展,事實上不少設施使用率極低,造成了嚴重浪費。
這種重復建設現象波及面越來越大,一些城市為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盲目建各種開發區,同樣搞機場、港口建設。根據幾個地區公布的數字,大都市建設力度之大,耗資巨大,浪費巨大從未有過。繼全國上世紀彩電、冰箱和汽車兩輪重復建設後,『十五』以來,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醫藥為代表的『高新』項目遍地開花。僅以集成電路項目為例,京、津、滬、蘇、浙、粵、閩、川等地已建了近30條生產線,但現在還有十幾個省正在籌備上馬更多的流水線。上海在建的集成電路生產線多達13條,但贏利的只有2家。在長三角地區的14個城市中,『十五』規劃排在前四位的支柱產業都是電子信息、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工程,趨同率達70%。目前,全國提出建『硅谷』的有數十家,很多外國人為之迷惑不解。
根據國家審計署報告,去年審計15個省(區)國債資金管理使用情況發現一些項目損失浪費、效益低下問題相當突出。僅在9個省的37個污水處理項目中,有15個項目未按計劃完工或開工。在16個已完成的項目中,有7個達不到設計要求,造成設備閑置,項目整體效益難發揮。
全國最大浪費的重復建設現象,還表現在各地大搞現代辦公樓、城市大廣場、各類高檔賓館、寫字樓、會展館建設等攀比風上。目前全國接近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小的中小城市大廣場,已有數十個,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政府辦公樓,一蓋就是數千平方米、上萬平方米,耗資數千萬、上億元不等。政府職能機構向單院、獨樓化發展已成為普遍現象,這些設施利用率很低,養護費用浪費驚人。這些大型樓堂館所建設資金,主要來自超計劃財政支出和挪用、載留國家各種行政事業費、低價剝奪農民土地、佔用銀行貸款、佔用建築商墊底資金、各種行政收費等渠道。這些地區一旦出現經濟蕭條,大量金融不良資產、債務糾紛將浮出水面,從而引發一系列的危機。
二是圈地運動加劇。隨著大都市圈熱的興起,資源的無序競爭最重要表現就是通過圈地運動,人為擴大城市規模。目前,這種城市無序擴容的現象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各地的做法主要是采用行政區劃的手段,將鄉改鎮,縣改市,市、縣改區,鎮改街道,村改居委會。強征農民土地,擴大市轄區范圍。將農民身份一夜之間變成城市居民身份,拔苗助長提高城市化率。現在城市圈地正處於加速階段,我國中部、東部城市建成區范圍基本上都擴大了2-3倍以上,小城鎮平均擴大1倍以上,西部城市擴張也在日益加速。這中間,還不包括大批新建城市的擴張。根據國家權威部門統計,全國省級以上900餘家開發區,經國家批准的約有3000多萬畝,但目前已經開發的,還不到13.5%。在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已幾乎把土地用光。中山市土地只能維持7年,深圳只能用15年。很多開發區一規劃就是幾十平方公裡,甚至達到80、200平方公裡的規模。南方有一個40多萬人口的小縣,開發區從4.5平方公裡擴大到60平方公裡,形式是擴大了,城市空間是有了,但無工業及其他產業作內容、作支橕,導致這裡60平方公裡的土地絕大多數荒蕪。
失控的圈地運動,不僅帶來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嚴重剝奪了農民的利益,使大批農民走向既失地又失業的貧困道路。一些地方為了達到征用土地的目的,隨意動用公安、武警力量,采用強制手段,推倒民房,摧毀農田。有的地方政府把農民集體耕地強征後高價拍賣,低價補償農民,拖欠、挪用、截留,甚至貪污和揮霍土地補償安置費的現象屢屢發生。
三是大城市病加劇。現在隨著大城市的無限擴容,大城市病已在我國凸現。香港、廣州、北京和其它幾個城市今年發生的非典病毒流行,已經發出了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在高度密集化城市流行頻率高的信號。另外,大城市交通問題更加嚴重,北京、上海等城市,每天有50%以上上班人群花在路上的時間達3-4個小時,以至於出現一方面高叫著加強汽車制造業,一方面又在大城市裡准備限制私人汽車的極其矛盾的做法。大城市道路基本建設速度趕不上交通工具的增長速度,大規模的立交橋、高架橋、環城路建設,使大城市的空間距離擴大,每年城市不得不拿出大量的財政用於道路建設,這種現象已經成為各地財政支出的無底洞,而且有無限擴大的趨勢。大城市的運作成本提高,居民生活、工作費用提高的矛盾十分突出。
還有,大城市空氣污染、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的現象,已經威脅到居民的生活安定。各大城市目前各種刑事案件發案率居高不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正出現蔓延的趨勢。廣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每搞一次專項嚴打,都要涉嫌數百人,甚至千人的各種違法犯罪群體。一些地方組織數百人、千人警力圍捕持槍搶劫罪犯的事件,已屢見不鮮。
根據目前大都市圈熱出現的各種問題表明,加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勢在必行,否則的話,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資源配置不平衡的矛盾將無法克服,造成的惡果將無法彌補。區域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平衡、不合理將導致地區間、行業之間、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有失敗的危險。
因此,我們認為,中央政府加強大都市圈經濟的宏觀調控,至少要在三個方面加大力度:
第一,加強對大都市圈產業分工和市場定位的調控。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在產業分工上,應注重高科技產業、影響國計民生的主導產業的發展和金融、人纔、信息等服務中心事業的發展。將大城市的傳統民族產業分流到中小城市中去;市場定位調控方面,重點是鼓勵大都市圈城市的產業、產品走向國際市場,將部分國內市場讓位給非都市圈地區。我們要通過國家戰略規劃,引導大都市圈城市產品出口由被動出口,走向主動出口。在市場區域分布上,在鞏固現有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基礎上,積極向非洲、拉美、東歐、中東、東盟地區市場擴展;在產品結構上,在提昇農產品、日用消費品基礎上,積極向機械、電子、醫藥等高科技產品擴展。
第二,加強資源配置調控。采用政府、市場有形和無形的兩只手聯動,加大對政策資源、土地資源、人纔資源和金融資源四大資源方面的調控力度,使資源向欠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分流,實現全國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達到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目標。
第三,加大對大都市圈中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規模調控。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尤其是現代通訊、交通事業的發展,縮短了區域間的時空距離,人們的交往,信息流、人纔流、物資流的流動,空間距離已不再是主要障礙。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都市圈城市群的規模格局,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都市圈內『葡萄串』式的中小城市,特色產業競爭力相當強,在國際市場中影響很大。因此,在當代科技水平日新月異的年代,傳統大城市觀念應該改變,城市不在大小,產業不應求全,關鍵在於特色產業形成的實力。
北京、天津兩個特大城市,按傳統理論分析,應該對周邊中小城市輻射發揮巨大的作用,但是,兩個城市的眾多郊區縣沒有一個縣進入全國百強縣的行列,而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眾多的『小老虎』式城市,卻能對很多中等城市進行抗衡。
二、中國不能走西方大國大都市圈路線圖,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是城鎮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有一種流行說法是,西方國家的經濟發達,主要靠大都市圈經濟的推動,中國要發展,一定要大力發展大都市圈,大城市越大越好,大城市越多越好。像北京、天津,可以合並成一個大北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特大城市。今後國際大都市圈發展走向是中國唱主角,不少人用日本東京、美國紐約、英國倫敦三大城市的發展數據推論,中國要發展大都市圈,必須走這些大城市的道路。
如果按照這些國家大都市的路線走,中國真能在幾十年時間內走完西方國家100多年纔走完的城市化路程,使若乾世界性的大都市圈在中國崛起,那是我們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但是,只要我們認真研究西方大都市圈的發展軌跡,就不難發現,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幾乎都是建立在戰爭掠奪基礎上實現的。即馬克思所說的:『掠奪是一切資產階級的生存原則』。
18世紀西方國家工業革命興起,英國、法國、美國等工業化國家靠著先進的交通工具和槍炮,開始大規模向外侵略擴張,尤其是向中國和亞洲國家的侵略。鴉片戰爭前四十年、外國偷運至中國的鴉片不下42.7萬箱。1821年至1840年間,中國平均每年外流白銀500萬兩之巨,相當於當時清朝政府每年總收入的五分之一。當時,英國還處於二次經濟危機中,工商業極為蕭條,但通過鴉片戰爭,從中國獲得的大量賠款和割地,為其工業化和城市化輸了血。1800年,英國除了倫敦外,還沒有一座超過10萬人口的城市,到了1837年,英國超過10萬人口的城市只有6座,而到了1891年,英國超過10萬人口的城市已達到24座。
日本通過發動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打敗了兩個大國,從清政府手中撈取了大筆賠款,靠軍辦工業打下了工業化基礎,崛起了一批新興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靠朝鮮戰爭接受美國大量軍火訂單發了財,鞏固、提高了一大批大城市。東京、大阪、名古屋就是在這種戰爭掠奪中成長起來的。
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僅靠大批軍火輸出一項掠奪的財富,就足以使其稱雄於西方,迅速發展成世界第一工業化強國,稱霸世界。
縱觀西方大國大都市圈的發跡史,清楚地看到,西方工業化、城市化道路與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有著本質的區別。國情不同,制度不同,時代不同,基礎不同,決定我們必須走中國自己特色的大都市圈道路。盡管我們現在國力與西方大國有著懸殊的差別,但不等於我們不能實現西方的大都市圈經濟;盡管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發展大都市圈經濟的條件,但不等於我們馬上就可以實現西方大都市圈經濟。現實國情要求我們,一定要樹立慢不得、快不得,急不得的態度,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好我們的城市化道路。在正常情況下,大都市圈經濟有著自身發展的必然規律,一定要遵循其規律,運用當代人類最新科技成果,根據我國的客觀實際,各地資源情況及在國家統一合理調控配置下,建立符合我們自己國情的大都市圈。
現在的國情決定,大批高度繁榮的大都市圈城市群不可能同時在全國建成,絕不能搞普遍開花。我們改革開放只有20多年,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也只是近幾年纔出現,我們的近九億農民生活還並不富裕,有一些老、少、邊窮地區的農民剛剛纔解決溫飽問題,中西部絕大部分的地方政府仍然沒有跳出吃飯財政的困境。我們的城市化、大都市圈經濟仍然要走很長的路程。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千萬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千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千萬不能盲目大躍進,我們曾經有過『趕英超美』的血的教訓,這種教訓不能再重演了。
我國現有三大都市圈除了京津塘都市圈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大都市圈內的中小城市相當發達。長江三角洲地區地級以上城市有16座,中等城市55座,小城鎮多達1446個。在這1446個小城鎮中至少有183的小城鎮經濟實力達到中西部地區一般縣的實力水平。像江陰、常熟、張家港、昆山這樣的縣級市,其經濟實力,已經超過西部一些省區的實力。
因此,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一定要量力而行,要將我們有限的資源配置好,做到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讓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小城鎮成為支橕大城市的衛星城市,讓在中小城市支橕起來的大城市,反哺中小城市、輻射中小城市。這樣,中國的大都市圈經濟纔能健康發展、穩妥發展。如果盲目追求大城市的集聚效應,忽視中小城市的發展,將國家的資源集約某幾個大城市,將會事與願違。只有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形成的大都市圈,纔具有真正意義上大都市圈競爭實力,否則的話,大都市圈經濟必然走向泡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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