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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形態對疾病傳播無直接影響--清華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常務理事尹稚
在這裡我想引用一句名言:Ifplanningiseverything,maybeit?snothing.(如果規劃是萬能的,也許規劃將一事無成)。首先我反對利用『非典』進行炒作,牽強附會。『非典』只是可以致人死地的眾多傳染病中的一種,從傳染病學的角度講,控制源頭,切斷傳播途徑,尋求免疫是基本處理方式,並無特別。任何傳染病的傳播途徑都和某些具體的建築技術有關,主要集中在空氣和水兩個載體的處理及人與病源載體(人、動物、植物等)接觸密度的控制,無需把『非典』和所有東西掛鉤。
總的來講,『非典』對容積率、高度等尚無事實證明有直接的影響。如今人口密度過高,不利於公共衛生條件的維護是有多種證明的,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差的情況下這種影響會更明顯。比如密度高的社區單位用地面積上產生的垃圾、污水等都高,如清運能力不足或排水系統不暢,當然比密度低的社區更易產生公共衛生問題。
不應當簡單地講規劃滯後於發展。城市發展中出現的大量問題屬於此類,是預計或估計不足造成的,如交通和基礎設施都有『欠賬』的問題,設施的發展速度小於需求的增長,這會造成一定時段內的被動,規劃有一定責任,而有的問題恰恰是立足眼前利益的『破壞性建設』,突破或改變合理的規劃造成問題。目前,後一類問題仍是主要矛盾方面,政府對經濟利益特別是『任期經濟利益』的追求熱情,大於對公眾的和長遠的利益追求是問題的關鍵,最根本的是改進乾部的任期考核標准中的權重關系。
北京市的城市規劃從總體上講,我個人認為是保守的和觀念陳舊的,缺乏區域戰略的考慮,也缺乏應對經濟形式變化的能力,技術應用上缺乏與當地特色的結合,這在客觀上造成這種規劃不得不一改再改,變來變去。如果缺乏區域戰略就不可能整合城市綜合資源,給近郊、遠郊居民點的合理的增長機會,導致無序蔓延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缺乏應對國際經濟形式變化的能力,則會導致作為國際大都市在某些功能上的缺損,而在另一些功能上過剩;如果技術的使用不立足於當地文化特色,只會在城市特色上不斷自掘墳墓,如胡同為了能排下市政管道,必須拓寬而使其變成大街。如果按這種邏輯,歐洲的舊城都會被拆光。為什麼意大利的舊城現代設施應有盡有,而街道仍可以保留原有的十分狹窄的尺度?這說明不拆、不拓,從技術上可以解決問題。
疾病傳染的宏觀環境是與規劃有關的。英國最早的規劃都是出自於公眾衛生方面的基本考慮,如日照、通風、垃圾清運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土地利用強度的追求與一系列的設施能力和保障水平有關。在沒有設施保障的地區,每公頃100人的密度可能出現疾病的傳染和流行,在設施條件足夠的情況下,每公頃10000人也不一定有問題。
疾病的傳播在基礎設施十分原始的情況下是與規劃有關的。比如歐洲歷史上曾因選擇蚊蟲易於繁殖的河谷地區居住,導致疫病出現流行,轉而選擇更高的地勢建造城堡。但隨著技術水平的發展和基礎設施能力的提高這種問題早已不存在了。人類在選擇居住地點和居住形式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自由。現在已很難從空間結構與形態方面找到與疾病傳播的必然聯系。
正視疫情的非建築因素--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朱嘉廣
目前,北京是『非典』疫情比較嚴重的地區,看來徹底戰勝病毒的侵害和傳播還要有一個過程。在北京這樣一個人口密集,國內國際交往頻繁的特大城市,如何從各個環節上來戰勝疾病,除了醫學方面、社會學方面的反思和研究以外,還有不少人想到要從建築學、城市規劃學角度來研究和尋找對策。
『讓病毒遠離建築』無疑反映了我們的良好願望。但是反過來看,建築是什麼?建築是為人所用的(不光是人,還有貓狗、花草樹木等動植物)。一般來說病毒是存在於這些生命體上的,有建築就有生命,就會有各種病毒。科學發展到今天,人對於自身、疾病及其生存環境的認識還遠遠不夠。需要科學工作者去不斷研究、發現、探索,以尋找對策。任何一種新的疾病、病毒的出現,都會促使我們反思人的行為,反觀我們的環境。
說到建築物,醫院原本應該是醫治和消滅疾病的核心陣地。如果沒有良好的條件就有可能成為病毒傳播的發散地。因此,就醫院的建築空間而言,應在對疾病傳播特征和規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更好的安排,為隔離措施提供更有效的條件。說到醫療機構、管理體系的構成和布局,又是一個更大的題目。確實要適時總結經驗、反思和改進,不單是對『非典』說的。
人們特別關心城市居住環境,因為住宅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場所。住宅建築該怎麼辦?籠統地說,要有充足的陽光、良好的通風、足夠的戶外活動空間,這當然是對的,即便沒有『非典』。只不過『非典』又印證了這個道理。
但『高層』好還是『低層』好?難以說清。有人舉香港淘大花園為例進行推論:因為它是高層、它密集,『非典』
就傳播得凶。其實並不盡然,非住宅建築類型的因素可能起更關鍵的作用。當對此種疾病的成因和傳播特征、途徑還不很明了就下此斷言還為時過早。北京還有四合院被隔離的。需要研究不同類型住宅的相應措施。
籠統地說不建高層、不建集合式住宅,只建獨戶式住宅就減少了人、戶間接觸的機會,進而對防止密切接觸有利是對的。但顯然這不是一個城市的『解決之道』,也是不用深入研究就可以得出的推論。
只要人自身的身心是健康、健全的,當病毒侵襲時沒有種種『過度反應』,就不應該有嚴重的後果。而人的健康身心的一個極重要的保障就是好的『人居環境』。在『人居環境』裡,建築是要素之一,遠非全部。在好的『人居環境』裡,醫療保健、交通、空氣、綠化等方面條件優越,對疾病的預防、搶救治療、康復無疑是有利的。
城市中的人們還有交往、購物、工作、生活的聚集要求。怎樣從建立良好的『人居環境』的角度出發,使城市環境建設更好地引導和滿足人的各種需求,特別是保證公共衛生安全的要求,的確要反思和尋找對策。摸清規律、尋找對策,還是要以踏踏實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僅靠主觀推論就忙下結論,並不能解決問題。針對公共衛生安全問題,要以醫學研究為基礎進行跨學科的研究,進行大量艱苦的分析、找出相關影響因素、分門別類得出個方面改進的措施。
對城市住宅建築(單體、組群)與公共衛生安全的關系研究,必須以實證研究為基礎,比較不同條件下的相關值,有針對性地得出不同建築類型(及相關設施)需要改進的措施。哪怕這些措施對防止疾病傳播有一點幫助也好。
城鄉規劃與傳染病防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級高級規劃師李迅
過去一段時間,城鄉規劃中的公共安全原則被弱化了,當前迫切需要從整體上認識改善和提高人居環境的健康安全性,加強城鄉規劃中的公共安全措施,以加強對傳染病的控制。
過去的規劃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
過去已有的城鄉規劃、建設、管理相關的政策法規和技術規范中,涉及到一些有關傳染病的控制要求,在具體指導城鄉規劃、建設、管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這些要求零星分散於相關政策法規和技術規范中,多處於從屬地位,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強制性不強,並有相當一部分內容缺乏。在當前就顯露對傳染病控制和預防不足。SARS作為一種新出現的傳染病,很有可能與人類長期共存。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並采取一系列改善和提高人居環境健康安全性的應急措施,控制SARS傳播,將它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同時,提高科技創新、科技減災的能力以及科技對人居環境健康安全保障的能力。
提高規劃的公共安全意識
人居環境的公共安全將創造出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傳染病對人群危害極大,而在城鄉規劃、公共交通、建築設計、大氣環境、用水安全、垃圾治理以及農村衛生安全等領域,對傳染性疾病控制的研究尚十分欠缺,國內大部分城市的規劃、建設與管理中缺少公共衛生防范對策和應急預案,難以應對非常時期爆發出來的問題,當前迫切需要對上述進行研究,提出對策。
『健康城市』、『健康建築』、人居環境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代表了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和質量的追求向質的方面發展。SARS傳染病的爆發更加嚴峻地警示人們在追求『人造財富』的增長同時,還要更加關注人居環境的健康和全面發展。人居環境的公共安全規劃將推動這一過程的加快。
城鄉規劃與傳染病防治
我國對於傳染性疾病控制,僅僅局限在各級疾病預防控制部門、各級醫療衛生機構。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領域涉及甚少,也只在設置傳染病醫院、焚燒處理城市醫療廢物和水質保護等極少的幾個方面提出了有限的要求。在我國已頒布實行的有關人居環境規劃、建設、管理的規范與標准中,有關傳染病控制和公共衛生安全設施建設內容幾乎是空白。現在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
(1)城市及社區的預防問題。一是分析解剖淘大花園案例,盡早提出預防指導性措施;二是社區預防控制預案指導原則;三是城市預防控制預案的指導原則;四是隔離區設置相關指導原則。
(2)重要公用設施的定點選址問題。包括定點醫院、發燒門診部、商場、公園、辦公樓、地鐵等的人流控制、人員集散等。
(3)垃圾處理問題。包括定點醫院和隔離區垃圾的消毒、收集、清運、處理,以及環衛操作人員防護問題;和疫區垃圾收集、清運、處理的問題。
(4)飲用水水質保障問題。要對疫區水廠加大劑量加氯的有效性及必要性及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和疫區樓房二次供水防污染等開展研究。
(5)排水和污水處理問題。包括定點醫院污水消毒和排水監測問題,疫區污水處理消毒及操作運行人員防護問題,疫區不進入污水處理廠的排水監測問題,疫區中水回用是否該暫停或如何妥善處理等問題,疫區建築室內供排水管道的防疫處理等。
(6)公共交通問題。要求有效防止公共交通設施與工具疾病交叉感染等。
城鄉規劃有關傳染病防治目標
為改善人居環境應對突發事件,控制傳染病流行的綜合對策,同時,為建立人居安全和健康保障體系提供科學依據,城鄉規劃應在如下方面作出貢獻:研究並提出控制疫區及隔離區SARS等傳染病擴散的應急措施,為控制疫情提供指導建議;研究人居環境公共安全危機的信息系統和應急反應、處理機制,為建立預警和指揮系統提供理論和方法基礎;研究改善人居環境和控制傳染病流行的規劃設計方法,公共設施的建設標准以及廢物處理、衛生消毒等關鍵技術;研究建立改善人居環境公共安全和健康條件的戰略對策和政策,法律和組織等保障體系;提出醫療垃圾焚燒處理技術評估和設備選擇的技術要求;提出基於傳染病控制的城市公共系統重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規、技術標准、技術應用指南草案;提出保障用水安全,應對突發事件和控制水等傳染方面蔓延的安全指標、評估方法、技術方案和綜合對策;提出傳染病定點醫院大氣環境要素,氣流擴散模型及公共模擬分析研究成果;提出人居環境公共衛生安全規劃指標和評估方法,以及疫情發生時應急方案及對策;提出改善人居環境應對突發事件和控制傳染病流行的戰略架構、綜合對策和組織機構模式。
城市規劃凸顯功能需要--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韓秀琦
『非典』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在全國人民齊心協力『抗非』之時,從疾病預防的角度反思一下我國近年來的城市規劃和住宅建設,顯得十分必要。以下就個人所思所想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大城市尤其特大城市應摒棄『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模式,形成組團式城市結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近年來我國各大城市的規模迅速膨脹,其中許多沿用從舊城中心向郊區輻射擴展的『攤大餅』發展方式,由此導致城市基礎設施負荷越來越重,城市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而采用組團式城市發展模式,通過建設新區把一座大城市演變成幾個分隔開的市區,可以有效減輕市區面積過大帶來的種種弊病。組團式城市靠快速交通系統把幾片市區有機聯系起來。這種城市形態增加了市民到郊外呼吸新鮮空氣的機會,市區間的綠地不僅用以調節城市小氣候,也可作為防災避災的緩衝地帶。這次『非典』到來後,由於我們的城市缺少這種緩衝地帶,使連續多日憋在家中的市民似乎感到無處可去。
二是城市規劃要考慮居民近距離就業問題。近年來,隨著住宅建設持續昇溫,不少城市已經或正在規劃建設大規模的居住區,動輒用地幾平方公裡,建築面積幾百萬平方米,人口幾萬乃至幾十萬,相當於一座座中等城市的規模。然而這些新建居住區功能過於單一,不能為居民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於是伴隨著一個個大型居住區的建成,必然引發上下班高峰時的交通流量猛增。對城市而言,加重了道路負荷,加劇了交通擁堵和由此帶來的噪聲、尾氣污染。對居民而言,延長了每日用於往返交通的時間,增加了家庭在交通方面的開支。而在當前『非典』流行情況下,則增加了人群交叉感染的幾率,加大了預防和控制疾病的難度。如果我們把居民能夠就近工作當成今後城市規劃的一條原則,則未來城市的交通壓力將會明顯緩解。
三是要提高城市綠地的實際功能。綠地被稱為城市的肺髒,可見其對城市環境質量的重要性。城市綠地平日是居民晨練、散步、休憩的好去處,特殊情況下又是防災避災的理想場所。我國現有的城市綠地,一方面草多樹少,綠量不足;另一方面往往准看不准進,居民不能充分享用。因此在實際功能方面大打折扣。今後應大力提倡喬、灌、草結合的立體綠化模式,以增加綠量;同時應學習國外做法盡可能將公共綠地開放,給居民提供更多親近綠色、貼近自然的機會。
四是無論居住區規劃還是住宅設計,都應特別注重日照和通風。日光中的紫外線有很強的殺菌和消毒作用,因此規劃設計應盡可能使每套住宅有多一些居室獲得日照,而且應為居民提供晾曬衣被的空間或設施。所有居住小區都應進行良好的通風組織,臥室、起居廳、廚房等主要空間在窗戶開啟後應能形成室內穿堂風,並避免出現通風死角,以此保證室內的空氣質量。這次『抗非』斗爭,已使居民深切感受到室內通風的重要性。同時還應指出,近年來我們過分依賴工業文明技術成果解決住宅舒適度問題,輕視或者忽略了通過建築設計、材料選用、構造作法等實現建築物冬暖夏涼和換氣通風,從而既滿足居住舒適要求,又達到節能環保效果的技術開發和應用,這種傾向值得反思並亟待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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