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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形勢的風吹草動都會引發廣泛關注。
最近第三季度7.3%的GDP增速發佈後,再次引發世界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擔憂。但是,就業保持總體穩定,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等現象顯示,這是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疊加”的正常反映。
之前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以爲,從潛力角度而言,中國經濟確實處於增長回落的階段,但仍然具備中高速增長的條件。
一個重要因素在於,中國過去發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供應鏈、產業集羣的優勢不會短期喪失。“儘管有些產業因爲勞動力成本問題需要走出去,但大部分產業尤其是需要一定配套、技術水平的產業,不會短時間轉移。”孫學工說。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產業集羣不能僅滿足於生存在中低檔生產製造環節,沉溺在產品價值鏈的低端部分,而是必須朝着更加專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必須轉向聚焦內生創新,進而推動發展的轉型。
集羣不是企業簡單扎堆
全球經濟疲軟和國內宏觀政策變化的雙重因素下,中國經濟政策面臨一個全新的局面,傳統依賴出口、投資的強力驅動模式無法繼續,迫切需要結構轉型。
在剛剛結束的2104產業中國年會的演講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就從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分析,中國經濟下行的背後是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
他說:“發達國家可能會進入一個比較低速增長的時期,中國是外向型的經濟,世界經濟的減速對中國會有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因此會大大加速。”
中國的產業市場已經開始變化,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軤震宇說,隨着產業經濟轉型,整個中國產業大的方向開始聚焦內生創新。
他所在的公司專門在美國硅谷建立了孵化器,並規劃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綜合性孵化器系統,通過大量孵化器來找到創新的原動力。
軤震宇說:“我們希望在它還是一個種子時開始培養它,發現新技術後,通過我們自身以及聯手其他資本對這個技術進行加速,實現整合到中國市場上的可能性,最後實現在區域內對接。”
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對此表示贊同,他說,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除了依靠自然稟賦之外,更需要通過產業內的自生創新,才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力。
他進一步補充說,包括中國在內,任何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實現經濟的真正騰飛,依靠的是競爭力的提升,採用集羣發展是一種有效的方式。
所謂集羣,並非簡單的企業扎堆,而是某一特定領域相關企業,專業性較強的供給企業、服務提供者、科研機構等集中在同一地區互相競爭與合作的狀態。
作爲集羣這一概念的提出者,邁克爾·波特認爲,在現代經濟當中,創新與發展極大地得益於產業的集羣式發展模式。
邁克爾·波特說:“集羣是經濟戰略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給你一個槓桿,你吸引了一個企業,這個企業幫助你吸引了另一家企業,依此類推,三四家企業聚集在一起比只有一家企業的時候生產效率更高。”
他表示,如果有強大的產業集羣,就可以促進新企業和新技術的不斷出現和發展,提升人們的工資水平、快速推動工作崗位的增加、實現人們更加幸福的生活。
之前,這位經濟學家對全球10個工業發達國家進行了深度調研後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集羣是城市繁榮的核心推動力。
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案例,譬如,意大利小城摩德納彙集了法拉利、瑪莎拉蒂、蘭博基尼等世界豪車,成爲“名車之都”,洛杉磯則聚集了美國頂尖的影視製作公司,建立了巨無霸的影業帝國。
回顧國內,自改革開放以來,類似的故事也在接連上演,晉江製鞋業、山東壽光的蔬菜、河北清河的羊絨和北京中關村信息產業等都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之後,“企業孵化”的理念漸趨流行,實力雄厚的資本以產業園區爲平臺和依託,培育創新型企業,實現科研、生產、服務、銷售全產業鏈條發展模式,逐漸建立起產業發展網絡,使集羣發展更具規劃性。
譬如,作爲國內領先的產業新城運營商,過去十幾年,華夏幸福在北京正南50公里的固安開創了一場成功的產業集羣試驗。
它以“一個產業園就是一個產業集羣”的理念,以資本干預爲手段,以大數據戰略爲保障,引進龍頭企業落地,同步搭建金融平臺、人力平臺、創新創業平臺、企業服務平臺等產業促進平臺,打造產業集羣。
十年間,固安從一個農業縣發展成爲擁有航空航天、生物醫藥、電子信息、汽車零部件、高端裝備製造五大產業集羣的產業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