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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爲主的農村改革,使土地所有權與承包權進行分離,實現了中國農業改革發展的第一次飛躍。
歷史車輪滾滾前行,30多年後,在中國廣闊的農村大地上,新一輪農村改革已成燎原之勢。作爲全國農村改革發源地之一的四川省,再一次踏上改革新徵程,奏響了以“放活”土地經營權爲核心的改革號角。
誰來種地?——新一輪農村改革刻不容緩
四川是傳統農業大省,也是全國最大的農村勞動力輸出地。在四川一些交通不便的農村,如今已很難找到年輕農民的影子,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無人種田,土地出現撂荒。安嶽縣姚市鎮金船村委會副主任黃澤榮說,村裏一個組只剩下3個60歲以上的農民留在家裏種地,村裏撂荒地至少有百畝左右……
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耕地撂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時,農民把土地視爲‘命根子’。”黃澤榮說,“然而時至今日,農民卻對土地越來越冷漠。”
每年過完春節,年過花甲的廣安區廣羅鄉文昌村村民李有元,都會義無反顧地外出務工,任由家裏的莊稼地被雜草淹沒。對他而言,一個月3000元的務工收入遠比種莊稼合算。“埋頭在田地裏沒有出路了。”李有元說。
數千年來,孕育着生命和希望的土地,在農民心中有着特殊的情結。然而,一家一戶的家庭生產經營發展到今天,農業的比較效益越來越低,不少農民的“土地情結”開始加劇斷裂。
事實證明,當前農村發展已處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認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在農村。城鎮化工業化發展到今天,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誰來種地”“怎麼種地”的問題越來越凸顯,農村土地撂荒棄耕現象突出,急需新的經營主體彌補家庭經營的侷限。此外,小塊分散土地經營也導致了農民經營性增收空間狹小。“第一輪農村改革的紅利幾乎釋放殆盡,問題倒逼改革,進一步調整農村生產關係勢在必行。”
其實,這一問題早有歷史性的預見。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爲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可以說,當前中國農村的改革,正在發生第二個飛躍。”四川省農工委改革指導處處長毛業雄說,隨着時代的發展,農業改革與發展問題,如今已變成農村改革與發展問題,且形勢和任務更加複雜艱鉅。
有識之士指出,30多年前的農村改革,基本是在農業農村內部進行,目的是解決10多億人的吃飯問題。現在的農村改革,是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進程中展開的,是在工農、城鄉發展失衡背景下進行的。需要在培育新型經營主體、促進土地流轉、實現農民財產權利、新農村建設等方面走出新路。相較而言,這將是更加艱鉅、更有挑戰性的改革新探索。
賦予農民財產權關鍵在“放活”
2011年,巴中市南江縣正直鎮長灘村2社村民黎必述拿出家中的4畝半土地,入股村裏的土地股份專業合作社。合作社將土地整體流轉給一家叫做七彩林業的苗木企業。黎必述算了一筆賬:每畝地每年可以獲得600斤黃谷折價收益;同時,他在七彩林業苗圃務工,60元一天,一年下來能掙萬把元。
在四川省廣大農村,類似黎必述這樣的農民很普遍,這源於四川各地農村近年來自發探索的土地經營權流轉。
四川省農工委副主任楊新元告訴記者,放活土地經營權的效益可謂“一石二鳥”:農民把“沉睡”的土地資源流轉給大戶進行規模種植,獲得流轉收入;把自己也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進行務工,再次獲得收益。“以四川實際情況看,全面小康的難點仍然在農村,所以這一增加農民收入的做法尤顯寶貴。”楊新元說。
威遠縣新店鎮石坪村村民劉永發把全家5畝地租給了一家果業公司,每年每畝獲得500元的租金,同時參與公司管護、自家間種作物等工作,年收入超過萬元。5年之後,這家果業公司將把土地再次交還給村民。“以後我們自己都可以當老闆了。”劉永發說。
在四川農村,大量事實證明,土地經營權越活的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幅也越大。以相對偏遠的廣元市爲例,2013年,該市確權試點鄉鎮農民人均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25.2%。
事實上,四川省委根據中央決策部署,總結各地改革實踐,已在新一輪農村改革“路線圖”中明確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四川深化農村改革的主攻方向是,以放活土地經營權爲重點,創新農業經營體系,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努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現代化水平。
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指出,放活土地經營權,意味着農戶在不改變土地承包關係的同時,可以多種方式轉讓農村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實質是賦予農村土地的資產性質和農民的財產權利。在紛繁複雜的農村改革中,抓住“土地”這個農業生產中最重要、最基本、最廣泛的生產要素,抓住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這個最關鍵、最複雜、最積極的生產關係,就能夠帶動農村其他改革攻堅突破。
改革向深水區邁進履疾而步穩
幾年前,農民楊開雲一直在廣東建築工地上做雜工,每個月能掙2000多元。“我掙那點錢,在廣東也買不到房,年齡又越來越大,以後到底該怎麼辦?”一次偶然機會,他聽到老家四川武勝縣白坪鎮正在搞土地流轉,就回家大膽租了100多畝地種植甜橙。“現在每年收入100多萬,比在廣東打工強多了,我還組織30戶農民成立了甜橙專業合作社,大家一起發財。”
如果沒有土地經營權的“放活”,楊開雲就不可能致富。而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前提和基礎,則是土地的確權頒證。
四川是全國整省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證的三個省份之一,截至目前,該省183個縣(市、區)中已經有132個縣(市、區)全面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今年計劃完成50%以上確權面積,計劃2016年基本完成,比中央要求提早一年。集體林權方面的確權頒證已全面完成。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確權頒證率達到94.9%、96.4%。
事實上,在農村改革進程中,成都作爲全國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地區,幾年前就率先在全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確權頒證。在雙流縣、都江堰市等地,農民手中的土地承包權期限已經由一定年限更改爲“長久”。此舉在中國農村改革歷史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據成都市副市長朱志宏介紹,成都市已有89%的村民小組達成“長久不變”決議。
都江堰市柳街鎮鶴鳴村原村主任餘躍說,村裏承包地共2700畝,541戶農民。早在2008年4月,該村土地就已全部確權到位,並陸續向村民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記者在餘躍的證書上看見,承包期限爲“長久”。“以前村民擔心承包的土地會不會上交,現在根本沒這個顧慮了。”從第一輪土地承包開始就擔任村組幹部的餘躍告訴記者,土地確權後,外出的農民心裏更踏實。目前,鶴鳴村有70%左右的耕地都被流轉出去,簽訂的合同最長的有30年,短的也有5年。
爲了讓農民在土地上獲得更多、更有保障的收益,2008年10月,成都市又率先在全國掛牌成立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以促進農村產權合法有序流轉。截至目前,該市已建立市、縣、鄉三級農村產權交易服務體系,成都農交所累計交易額達411億元,交易量居全國同類交易所第一。
在整個四川省,除了成都以外,還建立了4個市級農村產權交易中心、50多個縣級交易平臺、600多個鄉鎮交易服務機構。目前,四川家庭承包耕地流轉1360.7萬畝,佔23.3%。
要素向資本轉變破解農業“融資難”
2013年底,四川井研縣禾豐蔬菜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袁定江想擴大生薑、番茄種植規模,改造蔬菜大棚,急需資金。“由於沒有抵押物,銀行不會貸款,以前只能找親戚朋友借。”袁定江說,從今年開始,四川部分地區搞起了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試點,我到縣農業局、擔保公司、樂山市商業銀行簡單辦理手續後,就獲得了兩年期限的300萬元貸款,解了燃眉之急。
依靠這些貸款資金,袁定江對園區進行了一次大升級,建起了30畝的溫室育苗場,198個鋼架大棚,一個標準化生豬養殖場。今年8月,袁定江再次獲得400萬元的貸款,又租賃了200畝土地擴大生產。規模效益已經形成,袁定江說,有信心明年把貸款還清。
讓土地由資源變成資產和資本離不開金融支持,但長期以來,由於面向農業農村的金融機構少、農村有效的抵押擔保物匱乏等原因,農業貸款難、成本高,成爲新一輪農村改革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從今年起,四川省在9個縣(市、區)試點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探索農村金融服務的新途徑和新模式。樂山市商業銀行井研縣支行信貸部主任王燕告訴記者,土地保證收益貸款其實就是以承包戶所承包的土地經營權作爲抵押反擔保,以土地上的一個未來預期收益作爲貸款額度的一個考量,向銀行進行融資。
據統計,截至今年5月,四川省試點地區發放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15筆共2427萬元。
而在巴中市,當地還嘗試對農業特色產業進行確權頒證,來幫助經營業主解決資金困難。位於通江縣廣納鎮金堂村的巴山生態牧業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國唯一經營核心原種豬場的民營企業。今年,當地向巴山生態牧業頒發了兩張權證,一張是“特色產業所有權證”,一張是“畜牧標準化基地用益物權證”。
公司總經理張育賢告訴記者,經專業的第三方機構評估,兩張權證價值1.45億元,公司通過抵押從通江縣信用社獲得貸款4000萬元。
通江縣新場鄉黨委書記陳茂林說,現在農戶最多可以拿到8張產權證,從土地、水利工程到地上附着物等,打開了農村要素向資本轉化的大門。“農民手上的產權本本越來越多,包裏的錢也越來越多。”陳茂林說。
怎麼種地?——新型農民正在播種希望
28歲的龍軍是去年返鄉的。此前五六年時間裏,龍軍一直在山東打工。後來,龍軍聽人說起家鄉巴中市關公鄉西南村在搞葡萄產業,種植面積已經上千畝……龍軍有點動心。去年7月,正好趕上工地接不到活了,龍軍索性帶着家人回老家,加入合作社跟着學習種葡萄。
家裏五六畝地,加上租來的12畝閒置荒地,龍軍重新開墾、整理後,栽下了葡萄幼苗。龍軍對記者說,一畝荒地租金200多元,整理土地總共花費大約7萬元,但等到掛果時,每畝產值將近1.6萬元,效益可觀。
西南村原本是一個偏遠村落,山高路遠、人窮地瘦,村民大部分外出打工,土地大面積撂荒。爲了讓農民在土地上富起來,村兩委組織農民外出考察,邀請專家實地傳授,最終選定葡萄作爲全村產業發展的目標。
然而,經歷過幾次失敗的村民們對此並不樂觀。爲此,村支書王啓孝在2006年率先試種10畝葡萄。兩年後,10畝葡萄正式投產,實現產值13萬餘元,純收入達10萬元。
看到王啓孝成功了,村民們紛紛跟進。村裏於是成立了合作社,實行“統一規劃發展、統一技術指導、統一種苗發放、統一物資購置、農戶分戶經營”這樣“四統一分”的經營模式。
如今,西南村的葡萄產業園已經成爲全區最大的生態優質葡萄產業園區,是農業部認定的“一村一品”示範村鎮。村支書王啓孝告訴記者,村裏葡萄種植戶的人均純收入由2006年的2239元增加到了去年的9896元;今年,合作社成員增加到了600多人,甚至吸引了47戶務工農民、退休職工返鄉。
依靠農業也能發家致富。在農村改革的時代機遇下,許多像王啓孝這樣的“新興職業農民”,再次打開土地上的“創富”之路。
在四川安嶽縣,當地通過種植檸檬、特色水稻等,在逐漸解決土地撂荒的同時,也爲新型農民帶來巨大收益。由數十個糧食合作社構成的安嶽縣鑫糧倉糧食專業合作社聯合社通過新技術種植黑米、紅米及富硒米,這些特色大米能賣到8元一斤,還供不應求。
在一些地方,村民們已不滿足於土地確權、流轉的收益,還開始探索通過土地經營權入股的方式,參與到企業增值利益鏈條之中,農民也因此變成股民,擺脫了傳統產業鏈條末端的位置。
統計顯示,目前四川省產業化龍頭企業已達8500家,其中國家重點龍頭企業60家,位列全國第三,農民合作組織3.7萬家,家庭農場6272家,種糧大戶1.19萬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又一次解放了農村巨大的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