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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院多建近郊不合理
如果把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比作一塊圓圓的“大餅”,那麼這些城市的老齡人口正在向“大餅”的中心(老城區)以及“大餅”的最外緣(遠郊)“遷徙”,兩者的中間地帶——城市近郊區,則留給了城市中更年輕的居民。
這就是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副院長周婕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周婕及其團隊以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四市爲研究樣本,調研“城市老齡人口空間分佈特徵及其演變趨勢”。該課題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研究表明,中國大城市老齡人口分佈與發達國家在相同城市化階段時非常相似,它對未來政府規劃轄區的養老事業有重要的參考。
本報記者近日也分別對廣州老齡化程度最高的社區海珠南華西社區、老齡化密度最高的荔灣龍津街道進行了探訪。
文、圖/本報記者武威、張丹
“老年人即將佔到我們人口的1/4,比兒童還多,爲什麼我們總是爲兒童考慮,做學校校區規劃,做校車補助,反而就不能爲老人多做些事兒呢?”談及國內很多城市在養老事業上的規劃,武漢大學周婕教授顯得很焦慮:因爲無論是在資金投入還是公共設施的規劃上,均存在明顯的滯後與不足。
老齡人口住哪?
“偏愛”老城與遠郊
我國城市的老年人口主要分佈在何處?哪裏比較密集?哪裏比較稀少?
周婕決定選取北京、上海、廣州和武漢四個大城市作爲研究樣本,利用GIS(地理資訊系統)工具,將2000年和2010年國家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部委、各地方部門提供的數據,以及團隊自行收集的可靠數據建庫,由此繪製10年間北上廣漢四市各個街道的老齡人口空間分佈和演變圖。
結果顯示,我國城市老齡人口的中心集聚趨勢和郊區化趨勢齊頭並進,老齡人口既向城市中心集聚,又向城市最外緣的遠郊離心擴散。
周婕告訴記者,廣州2010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有847530人,老齡化程度達到6.67%,比2000年增長了29%。其中,老城區是老年人聚居最多的地方,越往外到近郊,老年人越少。而在城市中心的老年人極少遷徙,因此居住空間變化較小,其中,荔灣區龍津街道的老齡人口密度最高,達到每平方公里11692人;而海珠區南華西街道的老齡化程度最高,達到15.43%。
北京、上海、武漢同樣如此,城市老齡人口密度呈現由中心向外逐漸遞減,反映了城市老年人的中心集聚趨勢還在進一步深化,中心城區的老齡化程度增速加快,大多由一般老齡化街區轉變爲高老齡化街區,人口老齡化程度往往超過15%。
與此同時,近郊老齡人口逐漸減少。周婕舉例說,上海是中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2000年時,幾乎所有的街區都是老齡化街區,但到了2010年,城市近郊的大量街區由老齡化街區轉變成了年輕型、成年型街區。
另一個變化體現在我國大城市老年人正在遠郊區的部分空間集聚,並在空間上形成了一塊塊的超老齡化社區。
選址原因有哪些?
鄉村空心化、城市殘留化
周婕告訴記者,老年人在城市遠郊聚集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方面是當地的鄉村空心化,在北上廣的遠郊鄉村,土地流轉後,很多鄉村的年輕人都跑到城區打工,但因爲到城區距離很遠,年輕人不太可能住在村裏,多選擇在市區租房。因此,遠郊的鄉村只殘留了老年人和兒童。這是很明顯的空心村現象。
另一方面,因爲大城市中心城區土地價格高昂,很多開發商瞄準了遠郊土地,這也帶來很多改善居住條件的老人前往。
爲何老城區殘留了這麼多老年人呢?周婕告訴記者,這與當初的城市規劃有很大的關係:“建國之後,我們很多城市都做過規劃,按照功能分區設立了很多高校區、工業區、倉儲區等。我們在建一所學校的時候,既建了校舍,同時也建了老師的家屬區,工廠也是一樣,工廠旁邊都配建了相應的住宅區。這些人在建國初期都被規劃到了這些空間,經過半個多世紀後,我們再回頭來看這些城市空間,通常會發現,我們當初把工人規劃到這裏以後,工人的一生就交給了這個地方,他們被大型廠礦企業固定在了工廠的旁邊,從此再也離不開,也沒有錢去改善居住條件。這就是城市‘殘留’化留下的老人。”
當然,也有很多老人不願意離開居住了數十年的社區,主動願意留下:“比如我們學校的一些退休老師,就是願意待在武大破舊的校舍裏,因爲這個地方靠着學校的食堂、圖書館、珞珈山、東湖,他就認爲寧可居住的條件差一些,但其他方面的條件會好一些。在老城區,幾十年來的生活習慣、優越的配套、熟悉的人際關係,也讓老人寧可住在一個不太舒適的房屋中,也不願意主動離開。”
老人扎堆老城區街道敬老樓住不滿
南華西
老街區老人有“玩伴”
在廣州老年人口密度最高的南華西街道,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到底如何?記者進行了探訪。
而據南華西街道民政科提供的數據,南華西街轄區內60歲以上的老人佔到了全街道總人數的19%。
今年73歲的盧伯,在吃過午飯之後,搖着扇子溜達到人民橋下的陰涼處,準備打上一下午牌。四人一桌的牌局已經開了一桌,而坐在旁邊看牌的人,也有三個人。
他告訴記者,說是牌局,實際上也只是打打籌碼,權當是娛樂。
盧伯說,從小學時搬到南華西街,他已經在這裏生活了60多年,是一個地道老廣州。如今,他仍然生活在幾十年前的老房子裏,家裏除了自己和老伴兒,兒子兒媳也都和他住在一起。
“年紀大了,子女照應起來比較方便。”盧伯說,其實這片街區有些老房子已經拆掉了,原來的老街坊也都隨子女去了新樓,住上電梯樓。
但是,在盧伯看來,這實在不是什麼“聰明”選擇。他解釋說,到了電梯樓,經常開門看到的人都不認識,下樓也不知道去找誰,“連打個牌人都湊不齊”,生活也會過得比較鬱悶。
在盧伯說話的時候,三四個老人又湊在一起開始了新的一桌牌局,原本想打牌的盧伯匆匆與記者道別後,便趕了過去。
今年67歲的徐伯興奮地告訴記者,他的退休金已經從剛開始的1000多元,漲到了現在的3200元。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出門,晚上10時甚至更晚纔回家。“看到好吃的就吃點”。徐伯說,他沒有結婚,沒有子女、沒有房子,現在花的錢都是退休金,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原來自己還做,但是太麻煩,不做了。”他告訴記者,每個月他除了400元的房租,每天還要吃飯、喝糖水,而且由於自己有皮膚病,每個月還要買塗抹的藥。
“錢還是要省着花。”徐伯說,等今後身體不好了,沒有人照顧的時候,他就要去養老院。他專門打聽了養老院的價格,每個月住要1000多元,吃也要1000多元,如果再治個病什麼的,自己的退休金根本不夠花。所以,他現在也要爲今後攢錢,好住進養老院。
徐伯口中提到的養老院,南華西街民政科的周葉明告訴記者,是一傢俬人的養老院,收費也相對比較貴。之前街道曾辦過一座“敬老樓”,但是由於消防問題不過關,最終停辦了。
逢源街
街道敬老樓未飽和
在廣州荔灣區龍津中路的逢源街道,居家養老同樣並沒有成爲“主流”,只有40人左右。相對於13000多人的老人羣體來講,可以說比例非常小。
昨日,逢源街道辦民政科負責人向記者介紹,在逢源街道的60180總人數中,60歲以上老人有13000多人,佔總人數的21%,70~79歲的老人有7141人,80~89歲以上的老人有2115人,100歲以上老人也有10人左右。
與南華西街沒有養老院不同,逢源街道有自己街道的“敬老樓”,但始終沒有住滿過。在逢源街道常年負責老齡工作的譚女士告訴記者,從2010年“敬老樓”建成至今,住進敬老院的老人人數始終在25人左右,從來沒有達到過30人的“飽和”狀態。
同樣情況的還有街道義託中心,她說,之前有一個老人,他們用了很長時間才說服老人前去義託中心,譚女士說,義託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幫老人恢復身體,有些老人因爲身體原因行動不便,義託中心有專門的康復人員,幫助老人恢復行動能力。但是,很多老人則感覺到了義託中心,就像是被家人和朋友“拋棄”一樣。
譚女士說,老人蔘與最多的就是康齡大學(老人大學)。老人來到大學可以學書法、畫畫,學習英語、跳舞等。
逢源街道辦民政科負責人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下,85歲以上身體不便的老人,他們會建議去老人院,但是卻很少老人會聽從建議。他解釋,可能是老人覺得進了老人院就失去“自由”。
周葉明常年負責街道的老齡工作,她認爲,老人目前仍然在老街區聚集的原因,主要是因爲生活習慣等問題,老人在這片區域生活得久了,許多生活所需時要去的地方都非常瞭解,因此,生活起來也比較輕鬆。但是,如果在新的地方生活,老人需要去適應新地方的環境。這是許多老人不願意去改變的。
另外,就是街道的老人大多是很多年的老街坊,因此比較熟悉,也有親切感。而如果老人住到了電梯樓裏,除了看報紙似乎也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會讓生活也變得無聊單調。所以,儘管有些老人由於申請到廉租房搬到了金沙洲、天河等離街道較遠的地方,但是依然會選擇坐公交車回街道和其他老人一起活動。“至少不會那麼孤單。”
專家觀點
養老院最好勿建在近郊
通過這項研究,周婕認爲,目前政府在規劃老年人養老設施時還有很多滯後和不足:“老齡化社會已經近在眼前,但每個城市在做公共設施配套規劃時,依舊首先着眼於小孩的托幼、小學、中學,卻很少去考慮老年人,他們也需要學習的空間。我們很少能看見針對老年人疑難雜症的專科醫院,老年人福利院的牀位缺得很厲害,福利院是有,但都是低品質的,而不是高品質的,而且與現代老年人的空間分佈又是不吻合的。”
周婕還說:“我們調查下來,恰恰是有很多養老院、敬老院,就在近郊,但近郊並沒有多少老年人,反過來他們留在了大中企業、大中廠礦的宿舍,還有一部分殘留在了老城,還有一部分被殘留在了遠郊的空心村,因此很多設施的選點佈局是不科學的,沒有考慮老人。”
“我的這項研究就是想告訴政府,在做規劃的時候,首先要知道老人在哪裏?政府才能夠去幫他提供相應的配套服務,老年人缺就醫,缺養老院,缺老年大學,但建類似所有的公共服務措施,前提是知道老人在哪裏。”
周婕認爲,除了養老規劃,目前養老事業的最大缺陷是沒有調動民間力量,資金籌措陷入很大問題,“現在都是獨生子女,老人本身不願意給孩子太大負擔,如果我們向55歲以上的老年人募資,告訴他們建造一所居住環境,服務質量比住在家裏,比兒女照料還優越的老人院,有哪個老人不願意出資呢,但是,我們很多地方政府往往連想都沒有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