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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誠基中心交通便利、管理鬆散
公寓樓成爲羣租重災區
天津市誠基中心,位於市內寸土寸金的黃金地帶南京路商圈,樓下就是公交站和地鐵站。可現在,每天早晨7點剛過,家住誠基中心15層的李先生就要出門上班,“路上只有一刻鐘,等電梯就得20分鐘,這還是這幾年政府治理多次,明顯好轉之後的結果。”李先生居住的公寓樓共48層,每層近20戶居民,12部電梯。“按理說也能將就用,可是自從小區裏出現了‘三大房’,一到早晚高峯,電梯總是要等候超長時間而且常常滿員,根本擠不上去”。
李先生無奈地說,誠基中心的業主稱樓內的日租房、羣租房、隔斷房爲“三大房”,“這‘三大房’再加上出租給公司商住兩用的房間和一二樓的底商,我們的居住環境算是徹底毀了。”而在網上,隨處可見對於誠基中心隔斷房、日租房的投訴,包括噪聲擾民、人員魚龍混雜、治安差等問題,在記者實地探訪過程中,也發現誠基中心的電梯間、樓道內隨處可見日租、辦證甚至“上門按摩”之類的小廣告,在20層以上的居住區域內,仍可見掛有“日租”“租房”乃至公司牌匾的商用租戶。
在誠基中心底商的不少小超市、飯館裏,都可以看到“出租房”的小廣告,記者走進其中幾間,除了一家中介明確表示不出租隔斷間之外,其餘都表示有隔斷可出租。
在繳納了100元鑰匙押金後,記者跟隨一位年輕男子來到位於三號樓25層的一間公寓。這間原本的兩室一廳被分隔成5個小間,廚衛公用,從沒有窗戶、只能放下一張單人牀的“膠囊公寓”到帶窗戶、電腦桌的大隔斷,有多種戶型。敲擊隔斷房間的牆板,空洞的聲音提示這只是一層薄板。“房型不同房租不同,最小的750一個月,押金500;最大的1200一個月,押金1000,水電全包。”“需要證件嗎?”記者看到超市貼有租房需出示證件的提示。“不用,交上押金,留個電話就行。”這名年輕男子肯定地說,“你要不滿意還可以3天之後再來,有一個退房的,每月1000塊錢,10平方米,帶電腦桌和一個小衣架。但你最好抓緊,現在管得嚴,基本上沒有新隔斷,出一套租一套。”
爲啥誠基中心的羣租房這麼火?
在房客眼中,誠基中心這類“膠囊公寓”式的羣租房由於交通便利、租金便宜、管理鬆散,成了實實在在的“福利房”,是不少中低收入人羣、特別是外來務工人員和剛畢業大學生解決住房問題的首選方式。“南京路這位置,附近商場多、餐廳多,打工的也多,房租水漲船高,租個老偏單至少每月3500,一個人要小2000,可在誠基800塊就夠,反正我白天也上班,要個那麼大的也沒用,還能省不少錢。”租住在誠基中心三號樓內隔斷房的小夥子高建告訴記者,他在附近的一間餐廳做服務員,單位幫忙聯繫的這裏,“雖然小點,但都是同事,能將就。”
不少業主認爲物業管理的鬆懈是罪魁禍首。“我們2009年入住時,一樓大廳的門禁是天津最先進的,可現在呢?形同虛設!”李先生激動地說。記者在早晚高峯和夜間探訪誠基中心,雖然每棟樓下都有保安和門禁系統,但是記者沒有受到任何盤問或被要求打卡,而晚上10點仍然熙熙攘攘的人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樓內居住人口的稠密。
但是物業管理人員也是一肚子委屈,記者通過李先生,採訪到誠基中心物業方——長城物業的一位工作人員。“誠基中心存在先天的設計不足,給後期的物業管理造成了很多困難,三幢高層,卻擁有近5000個居住單元,有一層8梯38戶的樓型,甚至還有一層16梯62戶的樓型,且大部分居室爲中小戶型。這種鴿子籠式的佈局,你說裏面能有多少住戶是爲了自己居住?”這位工作人員反問記者,加上誠基中心每棟樓都有數個出口,較難把控,“再說我們又不是公安局,房主只要不把房拆了,不把樓道堵了,裏面樂意怎麼租、租給誰我們哪管得了?單靠加強物業管理根本解決不了羣租房問題。”
上海長寧公安分局新涇派出所民警
社區警務九成涉及羣租糾紛
5月9日下午,記者隨上海長寧公安分局新涇派出所社區民警董麗娟走進天山怡景苑。小區裏,滿目的香樟樹散發着陣陣清香。然而,走入小區某棟一樓某戶羣租房,大門剛推開一條縫,一股污濁之氣就竄了出來,薰得人不由得後退幾步。
這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隔出了7間房,分佈在只容一人通過的曲折走廊兩側。推開走廊盡頭約50釐米寬的窄門,我們被迎面立着的活動晾衣架絆了個趔趄。房間只放了一張約1.2米寬的小牀,一張約1米見方的小寫字桌,兩個人站在裏面都嫌擠。
“姑娘,這裏可不能燒飯啊!”居委會書記張德鳳拉開窗簾,窗臺上堆滿了瓶瓶罐罐,中間還有一個電磁爐。“我只是偶爾熱點東西吃。”租客小尤的臉微微泛紅。
這樣的一間屋子,月租金要1100多元。“再加點錢可在郊區租個單室戶了。”董麗娟說,“這裏男女混住,人員又雜,多不安全。”
“這裏離地鐵近,我乘兩站路就可以到公司。再遠一點,交通費又要上去了,開銷大不說,也不方便。”小尤說。小尤在一家企業做會計,她先生則是一家企業的銷售人員。倆人一個月工資共5000多元。“我是過年後來的,住了3個月,明天就退租了。”有了身孕的小尤暫時辭掉了上海的工作,回安徽老家休養。
天山怡景苑的羣租房裏有許多像小尤這樣的年輕租客。“我們轄區內羣租房租客大約有兩種,一是剛畢業參加工作的小白領,一是周邊商業樓宇中的服務行業人員。”新涇派出所副所長程敏說,“他們早出晚歸,租房一般離公司或地鐵比較近,方便上班。而我們這片區域,一室一廳的老公房,月租金也要4000多,他們怎麼租得起?”
“我90%的工作和羣租房有關。”董麗娟坦言。自2010年開始分管天山怡景苑小區起,董麗娟的主要工作就是治理羣租房,和羣租房的二房東、租客鬥智鬥勇。
新涇派出所轄區爲城郊結合部,聚集着大量的商貿企業。“天山怡景苑2010年開盤,很多業主都是投資客。當時,房價不到2萬,三室兩廳的房子,月租三四千元。”董麗娟說,“一些人將這些投資客手中的房子租下來,簡單裝修一下,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隔成六七間,每間600—1000元租出去,從中牟利。”據介紹,天山怡景苑有住戶1459戶,現有羣租房38戶。2010年、2011年高峯期,小區羣租房在140多戶。
天山怡景苑的羣租房少了,並不意味着羣租房量的整體下降。“他們都轉移到更遠的城郊去了。”董麗娟說,“只要有羣租市場存在,羣租現象就無法杜絕。”
“我們只能勸誡,根據有關處罰條例,只有判定合同違法,才能實施強制處罰,但合同是否違法,我們社區民警無權排查。”程敏說,打擊羣租,首要的是擠壓二房東的生存空間。
當然,既然市場有需求,就要向市場尋找藥方。新涇北苑內嘗試推行“回租”用於“公租”的辦法頗有成效。這裏空置房較多,大多一戶多房,長寧區公租房運營公司將這些房源集中,和業主統一簽訂租賃合同,再統一裝修,租給周邊企業做職工宿舍。“既保障了業主和租客的利益,又便於管理。”程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