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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能說走就走”
在北京,一提到“動物園”,除了它本身的含義之外,也指一片由10個左右商城組成的服裝批發市場。逐漸積攢起來的人氣兒給這裏貼上了熱門景點的標籤。像一塊鑲嵌在北京二、三環之間的磁鐵,“動批”吸引着周圍的買賣人和遊客。從最初的地攤、鐵皮大棚,到後來的“退路進廳”,“動批”經歷了幾次變遷,但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卻一直沒變。
陝西榆林的店主蔣磊又來“動批”“補貨”了。這已經是這個月的第四次,他帶着黑色的大號塑料袋和手推車,往返於榆林和北京之間。“西安也有服裝批發市場,但絕大多數店主都去那裏上貨,再好的衣服又咋樣?”就像“星期八服飾”的店名一樣,蔣磊的衣服要走差異化路線。29歲的他每週都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北京,從“動批”帶走100多件衣服,留下2萬多元錢。
“補3條上次的裙子,729拿4件。”蔣磊熟稔衣服的貨號,在長久維持的買賣中,他與“動批”商鋪的導購保持着微妙的關係。“你不能全聽她們跟你說怎麼搭配好賣,但跟她們搞好關係就可以通過微信知道些動態。”
在“動批”的買賣生態圈裏,幾乎所有的導購穿着的衣服都掛着吊牌—這些年輕的姑娘既要拉攏客人,又身兼模特。因爲不允許試衣服,買家會參考導購的穿衣效果。顏色豔麗的衣服包裹着她們的身體,臉上撲了一層厚厚的妝,她們對來往的人羣或熱情或機械地喊着“到裏邊來看看吧!”
遇到熟悉的老主顧,她們會親切地攀談幾句題外話,之後迅速找出買家需要的衣服,麻利地爲它們穿上塑料包裝,扔在門口等待一起打包。一單生意即將結束,她們拿出單子寫下貨號、單價和數量,計算器和賬本一同被貼在硬紙板上,手指飛快地摁出總價,交錢拿貨,買家的手推車上又多了一個大袋子。
儘管人聲喧闐,但一筆又一筆的買賣,就在買方和賣方達成的巧妙默契中,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尤其是每一天的上午,導購姑娘們忙得像陀螺:招徠生意、應對顧客、算賬結賬。從早晨6點開門迎客到中午片刻休息,她們擠在狹窄的商鋪內吃午飯。地上鋪着報紙,報紙上放一個馬紮,馬紮上是麻辣燙、炸串、牛肉麪或是其他一些便於買到的食物。她們蹲在一旁,一邊往嘴裏送食物,一邊盯着門前偶爾路過的客人,尋找兜售機會。
幾乎所有店鋪的門口都貼着“招導購”的牌子,他們的月工資平均水平大約在3000元,也有極其出色的導購能拿到1萬多元,沒有周末休息,只有一個月一天的公休。他們大多租住在周圍的小區。
“我不會搬,這裏面大多數人都不會跟着走。”幾位導購正聚在一起討論“動批”外遷的新聞。“誰會爲了一件衣服跑那麼遠去買?”
“搬走?”蔣磊愣了一下,“搬走了,你還會去嗎?”他停頓了一會兒,只回答了三個字,“不知道。”
像蔣磊一樣吃驚的還有金開利德服裝市場有限公司(簡稱金開利德)主管經營的副總經理楊鍇。“動批”的幾家服裝市場的管理者均未收到“動批”要外遷的書面或口頭通知。
楊鍇擔心的是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沒有如今的商業氛圍,“‘動批’已經形成一個品牌,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可。”楊鍇說,“動批”在客流的高峯期能達到10萬人,“這些客流肯定會帶來消費。”
金開利德辦公室主任於建西說,“自己搬個家,還不能說搬就搬呢,何況這麼大的市場,從業人員、商城、商戶都怎麼辦?”
“我們三年前花了8.8億元買下這家公司的大股權,產權50年。現在市值起碼翻了一番,要搬去的地方有沒有這個價值?”於建西說,“舉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例子,我們剛剛安裝了一批監控設備,有30%的尾款沒有付完,施工方剛剛還打電話問我們,是不是要搬走了。我們合同上的保修期是三年,如果真要搬,拆裝、維護的費用增加了我們雙方的負擔。”
據他介紹,分散在金開利德的2000家商鋪,少則投資20萬元,而在“動批”面積更大的市場,每家商鋪的投資都是上百萬元的。這些商鋪有些買斷了20年的經營權,有些則付了一兩年的租金。
楊鍇在“動批”已經活躍了十幾年,他還記得第一次來這買衣服的情景,“便宜!買了一條褲子才5元錢,白底兒有紅色邊,當時覺得特時尚。”那時的他還在中專讀書,一個月的獎學金有十幾塊,對於窮學生來說,“動批”是他們青春期裏的美好回憶。
金開利德更希望“動批”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產業升級,做批發市場的一、二線品牌。“新開了那麼多店,無序的狀態,一是加強了我們的競爭,二是確實對周圍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於建西坦陳,每到過年,“‘動批’像水洗了一樣,沒人。”但每逢五一、十一,地鐵四號線的動物園站常常因爲人太多而甩站不停車。
儘管同樣忍受着人口膨脹的壓力,楊鍇還是不願搬走,“新地方如果沒有人去就是一潭死水,就怕最後形成一個泡沫,‘啪’一下就碎了。”
北京需要怎樣的產業升級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維平說,市政府已經下定決心外遷這些批發市場了。他家就住在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周圍,“晚上6點前不敢回家,太擁堵,白天車也開不出來,停車位被小商販的車佔滿。”他所在的小區有一半被批發市場裏的商販租住,“人貨混居,他們又經常在夜裏上貨,帶來了消防、治安的隱患,而且擾民。這個小區與一牆之隔的小區的二手房相比,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萬元。”
在王維平看來,這些低端產業、低端商品gn北京市的規劃性質不符。核心市區人口過於稠密,造成嚴重的城市病,交通、住房、上學、就醫、資源和環境都難以承受巨量人口帶來的挑戰。“東西城區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疏解了10多萬本地戶籍人口,又被外來的20萬人口填充了,區裏上交市裏的報告顯示,相關從業的外來人口有37萬。”
王維平感嘆,再不外遷,就要遷都了。“就像核心城區不能建鋼廠、水泥廠一樣,批發市場的業態不適合在覈心城區。”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舸同樣贊成“動批”外遷,“每個區域適宜發展的產業不同,核心城區不應該有大型人流、物流密集的產業,外遷符合城市規劃,使其更優化、更協調。北京目前的這類產業過度集中,周邊的省市沒有發展起來。”
楊舸補充道,對於區縣政府而言,人口規劃不是唯一的目的,政府需要GDP,需要財政收入,所以要與企業和開發商溝通協調,“這個過程肯定是痛苦的。”
“我認爲不能把滿足低端需求的批發行業等同於低端行業,也不能因爲它產生了一些負的外部性就把它和低端行業劃上等號,這是不公平的。從這個角度上講,把遷出‘動批’定義爲一種產業升級,帽子扣得大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系主任林江說。“電商的崛起正在改變傳統批發和零售業態,也正在弱化既有的這些批發市場的優勢。在電商時代,批發零售行業對固定場所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少,遷離‘動批’的代價和成本已經不比從前,這可能是促成北京市最終決定遷出‘動批’的重要原因。”
在林江看來,爲城市發展制定一個“產業清單”,發揮對城市產業升級的指導作用,是很有意義的。清單的內容需要不斷調整,主要依據對產業外部性的評估。“動批”的正外部性在於帶來競爭效應,以及提供選擇便利;而負的外部性在於它造成的擁堵和混亂。只有在負外部性超過正外部性的情況下,才應當把它列入“負面清單”,限制其發展、引導其向外轉移。“把批發行業列入這個清單,對比測算是不是充足、民衆是不是支持,是有待商榷的。”林江說道。
“幾個批發市場對北京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大。”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張帆教授表示,從產值、就業的角度看,所謂的“轉型成本”並不突出。但遷出批發市場牽扯到很多普通民衆的利益,形成決策之前應當充分徵求意見、討論聽證。“‘動批’在商業業態上是個了不起的產物,其商品分類的細化程度在發達國家前所未見。支撐起‘動批’輝煌的力量,就是它背後規模驚人的需求。”
雖然贊成‘動批’外遷,但楊舸更希望政府用經濟導向的手段來引導,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林江和張帆也持同樣的觀點,“‘引導’,就是‘動之以利’,要水到渠成,不能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