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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地正在積極推進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而言,“僞逆城市化”現象的出現,值得高度警惕。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改革,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難以實現預期目標。
眼下,當全國各地正在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同時,據報道,因農民市民化和土地財產權利掛鉤,在部分戶籍改革試點城市中,已出現了不少“僞逆城市化”現象。一些農民工反倒不願意要城市的戶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也希望換成農村戶籍,以分得田地,享受新型城鎮化帶來的紅利。
事實上,與上述中國式“僞逆城市化”現象有着明顯區別的是,真正意義上的“逆城市化”現象多半出現在少數經濟高度發達、城市化趨於飽和的國家,其突出表現是,投資方向從大城市轉向小城鎮與鄉村地區,大城市人口逐漸減少、經濟衰落,同時這種衰落在大城市的“內城區”顯得特別明顯,而其周邊鄉村地區的人口卻比以前增加。
“逆城市化”現象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爲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發展趨於飽和後,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壓力的日益增大,迫使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從而使市區出現“空心化”,人口呈現負增長,以人口集中爲主要特徵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
顯然,由於城市化發展趨於飽和而自然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又順勢成爲解決“城市病”,促進小城鎮規劃、建設、發展與中心城市“對接”的重要推動力,以實現城鄉同發展、共繁榮。
而我國部分城市目前出現的上述“僞逆城市化”現象卻另有原因。據報道,不久前,浙江義烏出現“兩棲”公務員,200多名公務員競相將戶口遷回農村“當農民”。事實上,類似這種不願意進城落戶,甚至把戶口從城市反遷回農村的現象在東部沿海地區屢見不鮮。
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國東部沿海城市較早步入了城市化進程,發展到現在,城市化水平本身已經很高。在此背景下,隨着新型城鎮化浪潮的到來,周邊農村土地越來越值錢,農民身份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多,有的農村戶口甚至牽扯到上百萬元的收益。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自然導致東部沿海城市農民不願意要城市戶口,甚至出現很多原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也希望換成農村戶籍的“僞逆城市化”現象。
除此之外,我國目前還存在第二類“僞逆城市化”現象。在空喊了多年的戶籍制度改革遲遲不見進展的情況下,一些城市化並未飽和、承載力並未超標的城市利用居住證制度設置學歷、技能、投資等新門檻現象目前十分普遍,由此導致進城農民因缺少基本的社會保障,難以真正留在城市,進城一段時間後,不得不重返農村。
從近年來各地的實踐和國務院的政策來看,當前戶籍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積極穩妥”的思路。2000年,我國全面放開了縣以下城鎮的落戶限制;2011年,全面放開了農民進入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2012年,首次放開地級市戶籍,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也在進行探索。
不久前,廣州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劃分,統一登記爲“居民戶口家庭戶”,再次引發人們對於戶籍制度改革加速推進的猜想。此外,河北、遼寧等10多個省區也相繼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統稱爲“居民戶口”。
儘管如此,有專家認爲,一些地方戶籍制度改革依舊大量存在“空轉”現象,即直接把農民的戶籍變了,但並沒有改變他們生產和生活居住條件。這樣的戶籍改革自然沒有實際意義,從而也使“農民工市民化”這一新型城鎮化的核心難以真正落地。
針對第一類“僞逆城市化”現象,公務員想當農民,源自土地的誘惑,雖然在全國並不具普遍性,但反映的是東部一些省份政策管理及權力監督存有漏洞。真正讓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還得依賴於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把一些權力部門手握的可操作資源逐漸取消。
而對於第二類“僞逆城市化”現象,還須儘早加快進行實質性的戶籍制度改革。與此同時,需要說明的是,依附在戶籍上的社保、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不是公安部門和戶籍制度本身所能解決的。戶籍真正放開後,更需要社保、財稅、土地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真改革,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進城農民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化。
(作者系本報記者)
-肖正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