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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
[增量勞動力下降,但存量勞動力仍然很大,說明中國低成本優勢不可能短期內結束。包括勞動年齡人口在內,中國有九億多經濟活動人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勞動力的供給仍然是很大的,但挑戰已經開始了]
青年勞動人口的大幅下降正在深刻地改變着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況,59歲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出現了絕對減少,作爲中國經濟發展根本動力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蓄水池”,其“水位”也在不斷降低。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最新完成的一份報告預測,若農業部門必需人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之下,2013年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已經接近爲0。
他建議,政府下一步應着力提高中年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非農產業參與率,擴大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同時還要重視農民工就業的穩定性和正規性,有序引導農民工在城鎮永久性定居。
青年勞動力大幅下降
第一財經日報:國家統計局年初公佈中國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絕對下降,但官方也表示,在“十二五”期間,我國的勞動力總量仍呈增加的趨勢。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麼?你如何判斷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勞動力供給狀況?
曾湘泉:勞動年齡人口一般可區分爲經濟活動人口和非經濟活動人口。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非經濟活動人口則屬於達到法定勞動年齡而退出或不在勞動力市場的人,比如中學生、大學生和退休人員等。儘管統計局公佈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出現絕對下降,但這仍然不等於勞動力總量下降。
勞動力年齡可以分爲三個階段。16~24歲稱之爲青年勞動力,25~55歲稱之爲黃金年齡段勞動力,55歲以上爲老年勞動力。儘管有強制退休的年齡,如中國的女性是55歲,男性是60歲,實際上勞動力年齡只有下限,沒有上限。由於人口的變化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延長,16到24歲的青年勞動力早在2006年就開始下降了。作爲新增勞動力的青年勞動力的減少,應當說這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出現的第一個拐點,這部分勞動力的減少主要是由新增人口減少所導致的。在現實中表現爲從2004年開始出現並且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嚴格意義上講是“青年民工荒”。
世行人口展望報告曾預測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15到59歲的勞動人口將達到頂峯,之後總量將開始下降。這是中國勞動力供給的第二個拐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已經表明,2012年中國15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末下降0.6個百分點,首次出現了絕對下降。這是第二個拐點到來的重要信號。
從分年齡段的數據可知,24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實際上仍然都是增加的,但與16歲到24歲這個年齡段累加之後,總數卻出現了下降,這說明青年勞動力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增量勞動力下降,但存量勞動力仍然很大,說明中國低成本優勢不可能短期內結束。包括勞動年齡人口在內,中國有九億多經濟活動人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勞動力的供給仍然是很大的,但挑戰已經開始了。
2013年農村剩餘勞動力爲零?
日報:15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是不是意味着中國的就業壓力正在得以緩解?農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供給的主力軍,當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情況是否也發生了根本變化?
曾湘泉:從最近這幾年的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來看,24歲以下勞動人口數量的變化確實讓整個勞動力市場供給較爲緊張,農民工工資也得以快速提升,同時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放寬勞動年齡的限制,一部分中年農民工能夠獲得工作崗位。
然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並不意味着就業壓力會大幅下降,一直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以大量剩餘爲特點,2004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讓大家對無限供給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產生懷疑,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也引起廣泛爭論。
之所以會有爭論,在於所有關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測算都必須有假定條件,一旦假定條件發生變化,就會有大量的勞動力釋放出來。
最近我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假定農村勞動力的合理工作負荷270日/人、土地制度不發生改變的基礎上,2013年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接近爲零。但實際的情況遠比模型測算更加複雜。農業的技術進步和土地流轉這兩個指標若發生變化,農業非農部門的必需人數就會減少,剩餘勞動力必然會增加,且增加的幅度可能會非常大。比如,與中國國土面積相差不多的美國,只有200萬農業人口。
基於這種現實,我們雖然測算出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接近爲零,但並不意味着農村勞動力轉移任務已經停止,而是進入了存量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存量勞動力轉移的新挑戰
日報:與新增勞動力的轉移相比,存量勞動力轉移面臨哪些新挑戰?
曾湘泉:我們在實地調查中發現,農民工兼業比例與20年前相比已經下降了非常多,尤其是二代農民工基本上不幹農活,農民也出現了“兩極分化”,有部分長期生活在城市,有部分長期生活在農村。
留在農村也是理性的決定,一方面由於在低計件工資或高產量定額下,年齡較大、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所得工資較低,所以他們寧可滯留在鄉村。另一方面,這幾十年來,扣除通脹因素的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非常有限,而城市生活成本卻在迅速提高,加上稅費改革之後農民在農村的收入也在增加,使得部分農民工願意返回農村。
在城市勞動力供需已經處於一種“緊平衡”,同時農民又面臨着收入倍增這雙重壓力之下,如何擴大農村勞動力供給,促使這些存量農民工向二三產業轉移已經成爲亟須解決的問題。
當前應該儘快明確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土地流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個條件,但近年來政策突破並不大。土地流轉的模式沒必要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來選擇,可以採取土地換社保的模式,也可以採取土地入股和私人代理的模式等等,相對而言,土地入股模式經濟和社會成本最小。
工人工資根本上是由勞動生產率來決定,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要獲得更高的收入必須提升自身的就業能力。目前對於農民工的職業技術培訓存在的問題相當突出,企業沒有動力辦技校,職業技術學校又與企業的需求嚴重脫鉤。雖然近年來政府在農民工培訓上也有一定的投入,但實際的效果並不理想。
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農民工就業不充分、不穩定仍然是一個突出特點,有相當多的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從事的是廢舊物品收購、撿拾破爛等非正規工作,就業時間也不充分。因此,在未來一段時間,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工作重點應從重視轉移數量向就業數量與就業質量並重過渡,就業質量應該成爲下一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關注重點。
農民工市民化應優先發展中小城鎮
日報:中國城鎮化的難點之一是如何讓農民工真正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農民工市民化的背後需要政府真金白銀的投入,東部農民工流入大省紛紛表示壓力頗大。你認爲應該如何破解這種僵局?
曾湘泉:我認爲農民工還是應該就地就近轉移,優先發展中小城鎮。當前的情況與20年前提出中小城鎮戰略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當時沒有產業的支撐,爲轉移而大量發展鄉鎮企業,造成了高污染和低效率。而現在中國的資本和產業已經開始向中西部進行梯度轉移,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大規模農民返鄉時,國務院要求各地創造條件吸納農民就業,不少農民工在當地找到了穩定工作。農民工就地轉移也能滿足當地產業佈局和城市佈局的需求。
中小城鎮人口壓力小,體制上更加靈活,更加適合農民工。農民進入中小城鎮比進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成本低,“紮根”更容易,對政府壓力也相對較小。在中小城鎮,農民工進城就業和落戶的門檻更低,障礙更少,許多用人單位基本不設門檻,農民工與其他職工同工同酬,能夠享受基本公平,落戶條件也比大中城市寬鬆得多,就業質量較高,遷進遷出也更加自由。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應當從規劃、投資、人才、稅收等方面,給予全方位支持,將發展新型城鎮化與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的轉移等給予統籌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