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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華遠地產[簡介最新動態]董事長任志強十分關注的是,政府部門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自建經濟適用房已超出了『自有用地』范圍。2005至2009年,僅北京就有4736公頃土地被作為經濟適用住房用地,佔總供地計劃指標的66%,但同期面向社會供應的經濟適用房只佔市場總供應量的7%左右,其餘的經濟適用房都『被內部』了。這些『被內部』的經濟適用房用地劃撥給了什麼單位,建設了多少經濟適用房,分配給了誰,都沒有向社會明確公布。只是在近年政府迫於社會輿論壓力加強經濟適用房管理後,這些單位為了在『形式上』符合要求,將申購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納入了所屬地方的管理程序,由此被媒體報道,纔得以一窺蛛絲馬跡。
以『團購』的名義,分享城市公共住房資源,也成為部分機關單位和有實力國企的通行做法。
公開信息顯示,在2010年8月9日海淀區公布的限價商品房審核公示的名單中,170餘名申請人都是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工作人員,且絕大部分屬於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這些保障住房項目實際上與地方沒有任何直接關系,地方也無權乾預,只是幫助『走程序』。
2010年4月,北京朝陽區東壩地區的朝陽新城有800套限價房被農業部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給其員工,准備銷售的三棟樓戶型從60平方米到95平方米不等,價格從6400元到6700元。價格為當時周邊房價的一半左右。
北京市豐臺區六裡橋東南部的經濟適用房項目首科花園[最新消息價格戶型點評],『大部分房源都定向銷售給了科技部員工』。2009年,中石油曾斥資20.6億元團購北京市朝陽區『太陽星城』8棟住宅樓和2棟商用樓,外加2個地下停車場。
即使1999年國辦文件給在京機關單位福利分房留下了一道巨大的口子,但從來沒哪個文件、哪條規定告訴我們,公務員可撇開一般公眾,定向配售保障房。它實質就是變相的福利分房,而且絕不僅僅只出現於北京,而是全國絕大多數城市的普遍現象。
根子在分配制度?
公務員和某些國有企業福利分房的做法,一直觸動著公眾的神經。
前不久,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舉辦的保障性住房國際政策研討會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平新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由於地方保障房資金一直處於緊缺狀態,所以在各地方上報的保障房數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企業建房,這種保障房容易淪為福利分房。
一石激起千層浪,平新喬的言論一經報道立即引起關注,網絡轉載此言論紛紛冠以『過半保障房淪為福利房』的標題。住建部隨後在官方網站發布消息回應指出,近年來,中央加大了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主要面向城鎮中低收入家庭。住建部為此專門列舉了過去三年間,不同類型保障房的數量和分配去向。但住建部顯然回避了公務員和部分國企變相福利分房的事實。
在部委之間乃至同一部委內部,保障房分配也很不均等。有實力的部委,可以拿到好的地塊,限價不超過7000元,周邊商品房價則可達四五萬元;有的部委只能到遠郊區買房,限價房與商品房的差價不到一倍;有的部委內部,有些公務員家庭甚至分到兩三套限價房,有些則只能擠到周轉房裡。
任志強認為,雖然為了達成社會公平造成局部市場扭曲、損害一定的市場效率是可以接受的,但仍然必須限制在一個適當的度,纔不會對整體市場構成全面性的扭曲。市場有效率地運轉,合理調配資源的前提,是市場信息充分公開、市場的參與者地位平等。他同時指出,對於土地和住房市場所設置的種種交易障礙是在不斷創造高地價、高房價的同時損害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權,創造了更多需要的住房保障需求。而現行的保障房制度幾乎在所有這些方面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許多隱患似乎在保障房制度設計之初就已種下。『矛盾不可能很快解決,許多問題在加速累積和暴露後,逐步找到解決的方法。聶梅生認為,只要制度層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樣的福利分房現象將一直存在。』聶梅生說。
問題在於,如果保障房制度是由保障房的最大受益者來制定,即使決策層決心對這些制度再次進行革新、改變,誰能保證,新的保障房制度一定比此前的制度效率更優、程序更公開、結果更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