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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網上海5月17日訊(記者吳凱王劍鋒)希臘、西班牙目前的國內政治經濟僵局爲化解歐債危機帶來了諸多不確定因素,希臘退出歐元區的說法更是甚囂塵上。反思爲何引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一些小國(人稱PIGS,即“蠢豬五國”)會改變整個歐元區的命運、乃至世界經濟復甦的步伐,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認爲,“歐元”這種超主權貨幣機制中存在着“天然缺陷”,他把這種“天然缺陷”稱爲“新三元悖論”。
孫立堅分析說,歐元之父蒙代爾和研究危機問題的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很早就提出過導致一個主權國家貨幣制度崩潰的“三元悖論”假說。他們認爲,當一個國家不斷超發本國的貨幣去彌補財政赤字的資金缺口,而同時又要刻意維護匯率制度的穩定(出於抗通脹、降低匯率風險等目的),那麼一旦這個國家讓資本賬戶對外開放的時候,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倖免貨幣危機造成的悲劇。今天“歐豬五國”的問題性質雖然不同於昔日經濟大師們所揭示的那樣,但卻出現了性質類同的“新三元悖論”特徵:
首先,匯率機制的缺陷。歐元區至今爲止還處於一個整體“貨幣齊步走”的狀態(即使用一個歐元),不管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經濟基本面出現了怎樣的惡化,歐元都無法按照這些個別的成員國的基本面惡化來進行充分的調整,於是從這些持有歐元的債務重災國的基本面情況看,歐元今天應該大幅貶值以提高這些“重災區”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遺憾的是歐元調整並不充分,而且即使未來調整得體,希臘等國經濟復甦能力還是十分有限,因爲在他們的經濟結構中,依賴出口的比重十分有限,而起着頂樑柱作用的旅遊業,又受到歐美經濟的疲軟影響而被嚴重拖累,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元曾屢屢下挫,就反映了市場這種憂患的情緒。但從歐元區整體經濟基本面看,歐元不應該貶值的那麼厲害。因爲歐元區的火車頭德國依靠自己出口的競爭力依然保持着穩健的增長,其各項經濟指標曾一度在發達國家陣營中表現得非常良好。這也是我們常常看到,歐元的貶值是“間歇式”的,貶值以後常常會因爲德國經濟指標的強勁而迅速得以反彈。所以,大量對衝基金就是利用歐元機制這個變化不確定的“矛盾體”(問題的性質相當於傳統危機理論中所描述的一個不可持續的固定匯率制度),並藉助自己國家信用評級機構的話語權,選好“投機時機”(往往是希臘等債務國家出現負面材料的時候),通過啓動“做空”戰略,成功地在歐洲市場獲得了大量的“不義之財”,而把歐元和由此支撐的歐洲經濟推向了深淵。
其次,宏觀調控機制的缺陷。歐洲央行執行的統一的、獨立的貨幣政策,即盯住通脹率的貨幣政策;而財政政策又缺乏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機制(救市機制)。在經濟平穩期,單一貨幣政策原則對提升歐元的信譽和國際地位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而當年歐豬五國的財政擴張來維持高福利的格局不僅沒有受到任何的挑戰,反而在歐洲市場充裕的流動性的狀態下進一步加大了這些國家的財政赤字的規模。當債務危機爆發後,歐洲央行沒有能夠像美聯儲那樣,及時採取向希臘的債務國家注入必要的流動性,以降低他們日益惡化的債務負擔,而繼續保持常態下的維護歐元穩定的貨幣政策,這就使得希臘等國在失去了財政政策手段自救的情況下,又失去了貨幣政策自救的手段。另外,歐洲缺乏財政自律和財政協調的內在機制,即債權國家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難以形成共識將本國納稅人的資金及時投入到救援其他國家的債務減免活動中,而債務國家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又難以接受改變自己生存方式的財政縮減政策,從而導致了市場恐慌情緒變得越來越濃烈,而隨之而來的資產組合調整又往往呈現出過度反應的特徵。這相當於傳統危機理論中所指出的抗衡市場投機力量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不足”的性質一樣,歐元資產“大甩賣”的羊羣效應也會同樣讓歐洲政府的救助能力相形見拙。
第三,有效管理機制的缺陷。龐大的國際金融市場形成的不受限制的做空“歐元”的強大力量,會加劇歐元危機的程度,甚至會引起歐洲金融業對流動性需求的恐慌情緒,這又會進一步惡化需要通過市場正常融資來解決債務負擔的希臘融資環境,從而迅速形成希臘問題拖累歐元的“惡性循環”的結果。但如果歐美政府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形成強大的監管力量,有效地去阻礙市場做空的力量,那麼歐元危機所造成的惡性循化狀況就會收斂。此時配合行之有效的援助計劃,希臘問題和歐元危機就會逐步減輕。這也是最近歐盟輪值主席法國總統薩克齊極力主張對跨境交易的資產受益實行嚴格的“資產交易稅”的最大理由之一。
孫立堅表示,貨幣齊步走的缺陷(各國貨幣綁在一起)、盯住通脹的單一貨幣原則(僵硬的貨幣政策)和缺乏自律的各國財政支出,以及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場交易等,這“三個元素”,如果同時“合在一起”產生作用,那麼,歐洲股市大跌、歐元下挫的格局,今後還會隨着各種意想不到的負面材料的浮出(希臘問題以後,可能爆發西班牙問題、意大利問題等)而屢屢發生!換句話說,只要歐元區不能努力去克服其中一個“缺陷”,歐元必定陷入上述的“新三元悖論”的陷阱——希臘等國的債務問題和歐元危機乃至歐洲經濟的疲軟格局就會繼續捆綁在一起,“惡性循環”地發展下去,總有一天,任何再大的援助計劃都對這一缺陷的修復無能爲力。
他說,歐元區今天沒有“退出機制”是造成債務國家至今爲止還在上演“道德風險”鬧劇的最大原因。儘管希臘等債務重災國的退出,不僅會對出口依賴的德國經濟而言今後會造成國際競爭力下滑的風險,而且短期內也可能會產生市場恐慌所帶來的擠兌行爲。但是,如果沒有一種長效的“貨幣懲罰機制”(比如,讓希臘退出歐元,然後建立希臘新幣對歐元貶值後的固定匯率制度;或者實施特別的財政自律制度,當然這樣做很有可能會受到本國社會的強大反對),是很難讓這羣在保護傘下生活的“問題兒”產生很強大的內在自制力,去盡力化解日益嚴重的債務危機的風險。
孫立堅提醒說,中國對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中國宏觀經濟未來也會因爲歐洲形勢的迅速惡化而面臨嚴峻挑戰:1.匯率波動的挑戰。美元大漲、歐元震盪所帶來的換匯成本和匯率風險上升的格局。2.遊資衝擊的挑戰。國際資本在構建他們新的資產組合過程中,會增加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中高收益投資比例。這對中國外匯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甚至大宗商品所構成的要素市場價格穩定都會帶來很大的衝擊。3.財富縮水的挑戰。歐美經濟的不明朗,全球金融市場的價格波動也會嚴重影響到中國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和其價值的穩定維護。所以,
他建議,對中國經濟而言當下最好的“防火牆”就是要拿出讓“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智慧和決心,接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步伐,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並堅持自由貿易的理念,讓民營經濟的競爭力和市場活力得以充分體現,由此確保中國經濟在今天歐洲局勢動盪和全球經濟疲軟的環境下也能夠做到“量”的穩定和“質”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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