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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和老公留在北京,每月爲我們那套小得可憐的公寓房付月供;而老公前同事王鵬——他還曾與老公師從同一導師、同一天領證結婚,卻從此踏上了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王鵬終於決定走了。
在掙扎大半年之後,他和妻子於兩天前退掉了租來的房子,離開了北京:即使他們有穩定體面的工作,甚至擁有他人夢寐以求的——北京戶口。
王鵬是我老公的同事。他們離開的理由很簡單:房子。
即便中央政府一再重申:政策調控不會放鬆,房價必降,他們依然決定離開。
“降?能降到哪裏去?從三萬一平降到兩萬八,有什麼意義?”
王鵬出生於1983年,他的妻子也是八零後。事實上,他們已經是過去一年中,我和老公的朋友圈裏第二對被高房價“驅逐”出京的八零後夫妻了。
自從去年畢業,“房子”便是永恆的話題。身邊都是與我們類似的八零後,都有着普通的父母和單薄的家庭背景,聊起房子都是滿心艱辛。但是,艱辛之外,大家的選擇卻是五花八門。也許唯一的共同點是,房子,對我們意義重大。它決定了我們在這個大城市裏的去留,決定了我們的愛情和婚姻,甚至是,命運。
溫曼是我大學同學。她有着美麗的容顏和不屈的鬥志,讀書時便已決心要做留京一族。但是,畢業後,她工作一直不穩定:做過培訓機構的老師,進入過外貿行業,最失意的時候還當過待業青年。男友的工作也一直不上不下,收入勉強夠支撐兩人在京的租房、日常生活開銷。
現實的重壓之下,他們果斷離開。先是退而居青島,以爲生活會從此“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但是海邊城市的房價依然高不可攀;於是,去年年底,他們再次退而其次,收拾行李回了男友家鄉——山東菏澤,一個舒適的地方小城。靠着家裏的些微資助和自己的積蓄,如今已是有房有車,從大城市“蟻族”一躍而居中產階層。
離開的,各有各的艱辛無奈;留下的,則成了現實生活中的“八仙過海”。
師姐鄭惠早我兩年畢業,第一個工作單位是某國家機關的下屬媒體。儘管工作本身枯燥乏味,工資也是外人不可想象的低,但是它卻給了她一個價值不菲的北京西城區(老西城)的戶口。拿到戶口的鄭惠二話不說就去排隊購買經濟適用房。經過兩年的等待,如今她已經在北五環擁有了一套八十多平的房子。
另外一個依靠“體制優勢”解決住房問題的是我的研究生班同學謝婷婷。她畢業後嫁給了本校師兄——因爲供職於中央級別黨政機關,這位師兄畢業一年便在北京城的中心地段擁有了一套九十多平的房子。至於價錢,就跟上文說的鄭慧的工資一樣——不可想象的低。
當然,這樣低價優質的房子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還是太奢侈。與幸運的他們相比,更多的八零後爲了在北京擁有一套住房,都將自己的下半輩子幾乎一半的收入,連同父輩的半生積蓄,都獻給了銀行和開發商。
朋友洪濤來自湖北某縣城,已婚。父親是當地銀行支行的“二把手”。自去年開春,老人家便親自來到北京,爲兒子選房。去年三月本是這一輪房價的低點,但是被京城房價嚇得有些發矇的老人家愣是沒敢相信:他始終記得家鄉的房子最貴都不過兩千一平。猶豫之中,便已經到了當年七月。洪濤看着房價還是嗖嗖往上漲,勸說父親接受事實。於是,老人家掏出了畢生積蓄30萬,給兒子買了一套位於南四環、總價109萬的房子。這意味着,此後三十年,洪濤和妻子每月都要付給銀行將近五千的月供,而他們夫婦二人均供職於私營企業,每月兩人所有收入也不過八千餘元。
與洪濤的一次性解決問題相比,師姐李敏的買房之路頗有些曲折。她讀書時便已自主創業,所以對於房價必漲看得格外清楚。早在07年,她便在燕郊買了第一套房——150平。但是工作之後,師姐便遇到了麻煩:她和老公的工作單位都在北四環,燕郊的房子無疑太遠。無奈之下,他們只得賣了它,在東六環買了一套90平的新房。但是,不到一年,新的麻煩來了:他們有了孩子。初爲父母的他們馬上想到了若干年後孩子的教育問題:東六環沒有一所叫得上名的好學校!於是,李敏與老公一合計:賣了郊區的大房子,在魏公村買了一套60平的學區房。兩次換房,地段越來越好的代價便是:欠銀行的錢也從二十萬變成了八十萬。
另外一個變化是:從150平到90平,再到現在的60平,李敏的QQ簽名曾一度只有四個字:越來越小。
也許這就是高房價之下北京外來年輕父母的最好寫照。
儘管已婚的同齡人爲了房子而倍感壓力,但畢竟還有辦法解決,更多的“體制外”單身八零後卻只能望房興嘆。至少我認識的他們都早已不再是“貴族”,而是:蟻族。
現在,我和老公留在北京,每月爲我們那套小得可憐的公寓房付月供;而老公前同事王鵬——他還曾與老公師從同一導師、同一天領證結婚,卻從此踏上了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