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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嶸認為,『排斥性體制』使得處在下層的社會成員垂直流動的障礙越來越多,能夠真正實現向上層流動的人越來越少。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
中國城市化的兩大主體人群——『第二代』農民工和『蟻族』大學生能否實現『中國夢』,能否靠自身努力發展事業,有沒有機會實現向上流動的『希望』,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教授近日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作出上述表示。
現年48歲的於建嶸7月6日專程來到中國浦東乾部學院講解社會穩定問題。在講課間隙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於建嶸強調,『中國夢』是指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能公平地享有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而實現這個夢想的前提就是,中國現在已形成的排斥性體制能逐漸消解,讓每一個人的付出獲得應有的回報。
於建嶸認為,當前的中國社會已形成一種排斥性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社會成員層級流動存在巨大障礙。處在下層的社會成員垂直流動的障礙越來越多,能夠真正實現向上層流動的人越來越少。面對『官二代』和『富二代』肆無忌憚地搶佔機會,破壞社會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規則,底層知識青年心中的公平正義理念會被破壞,引起對社會的對立情緒。
近年來,於建嶸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廠調研,發現『第二代』農民工對於『將來會在什麼地方』、『將來乾什麼』等問題的回答非常悲觀,『他們每天都工作,卻感到對未來沒有希望,沒前途。』
於建嶸說,『蟻族』大學生面臨的問題,和『第二代』農民工有相同之處,還是一個『希望』或『絕望』的問題。
於建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戰略中的戶籍制度與農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專家。他在學界,是有名的用腳做實證研究的學者,常年在底層行走。2001年,伴隨著博士論文《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的出版,於建嶸開始成為冉冉昇起的學術新星。
2004年下半年,他主持的課題組發表了一份題為《信訪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危害》的調查報告,引發了一場有關信訪制度何去何從的爭論,並引起高層關注。
近幾年,於建嶸以觀察性訪談為基礎,結合制度文本和歷史文獻研究的方法,相繼出版了大量關於中國工人和農民工的著作,包括《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和《漂移的社會:農民工張全收和他的事業》等書。
戶籍改革只做了表面文章
戶籍制度背後的東西仍沒有破題,附加在戶口上的擇業、薪酬、醫療、教育、住房待遇、社會保障、福利等沒有剝離。現在很多地方的戶籍改革不是著眼於解決問題,而是謀取農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東方早報: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戰略中的戶籍制度與農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專家,請你談談課題目前的進展。
於建嶸:這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課題,目前是第二年。這一年多來,我們對全國許多地方的相關政策和實踐進行了調查,對一些經驗進行了總結。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全國各地在在戶籍制度改革上仍沒有破題。
東方早報:你指的戶籍制度的破題是什麼?
於建嶸:目前很多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主要是做很多表面事情,比如戶口本上,不是農村戶口而是城鎮戶口了;外地人通過買房或者工作等,可以在本地落戶或者變相落戶了,但是戶籍制度背後的東西沒有破題,附加在戶口上的擇業、薪酬、醫療、教育、住房待遇、社會保障、福利等沒有剝離。如果城鄉一體化中間不能把很多問題解決,而只是給農民一紙戶口,可能什麼用都沒有。比如說,獲得城鎮戶口的農民的社會保障以及原來農民的土地問題尚未很好解決。
東方早報:請舉一些相關的例子。
於建嶸: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主張戶籍制度改革要讓農民得到實惠。但是,現在很多地方的改革不是著眼於解決問題,而是謀取農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比如近年來深圳推行的『居住證』制度,即『模糊』城鄉戶口差別,憑居住證享受一些政策和福利。有些官員就對農民說,你們全是城鎮戶口了,是城裡人,怎麼還能像農民一樣要地?它改革的目的是拿農民的土地,改革的動機不是促進社會人員的自由流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很多地方在戶籍制度改革上的動機不純,很大問題是想拿農民的土地。
還有一個例子,甘肅有個縣為了完成城市化指標,縣領導頭腦一發熱,把14萬多農民的『農村戶口』變更為『非農業戶口』,說『我們這裡沒有農村人了。你種不種地沒關系,大家都是城裡人』。這一改也出現了新麻煩。當地農民發現,農村戶口的時候,可能還能得到一個農村的補貼,但發現這次家電下鄉,『怎麼沒有我們的份了?』於是有關方面解釋說『你不是農民了,是城裡人了』。但是農民說『我每天還是種地啊』。這種改革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