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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流動現狀:部分變成移民部分更加流動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在調查新形勢下我國流動人口變化趨勢時發現,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推進,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結構的『倒逼』壓力下,我國流動人口在流動性、流動方向和結構上發生很大變化:人口流動從東向西、從南向北、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發生深刻轉向,一部分趨穩融入城市,另一部分更趨流動。
作為流動人口主體的農民工群體,可轉移青壯勞動力正在被吸納殆盡,30歲以下農村勞動力尤為偏緊,結構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這些新變化和新趨勢對於流動人口管理提出了新課題。
流動性分化趨勢顯著
本刊記者在一些流動人口輸出、輸入省市采訪時了解到,當前流動人口的利益訴求正在發生變化,表現在流動性上呈兩極分化態勢,部分就業和收入穩固的群體,移民化傾向明顯,出現『流動人口不流動現象』。另一部分收入水平較低且不穩定的群體,呈現加速流動趨勢。
農民工是流動人口主體,近些年,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開始注重家庭成員的團聚。接受本刊采訪時,山東省公安廳戶政管理處處長張廣桐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就業服務中心副主任涂永森等認為,現在農民工正從以前男勞動力外出『獨闖』,逐漸演變成現在夫妻二人同時外出務工以及攜子女外出流動的形式,農民工『家庭化』的趨勢明顯。另-方面,農民工居住形態的穩定性也在不斷提高。據浙江省的統計數據顯示,農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單位內部宿捨的比例逐年增加,並且已經佔到農民工總數的86.37%。
部分流動人口開始追求融入當地,長期生活在一個城市,並開始購房安家。這些群體除了大學生、白領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外,也有一些事業發展較為成功的農民工。各地情況顯示,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穩定居住的持續時間逐年增加,『移民』傾向漸趨明顯,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事實『移民』。上海市近些年流動人口中,大約有10%左右的人口會在城市逐步沈淀下來,穩定居住在城市中。
而另一部分呈現加速流動趨勢。江蘇省蘇州市公安局戶政處處長黃清向本刊記者介紹,蘇州市每半年就有50%以上的打工者流動走,暫住半年以下的54%,半年到一年的31%。廣東省公安廳治安管理局戶政處處長黃成龍介紹,廣東省出租屋內的外來人口幾乎一年之內發生一次流動。深圳市寶安區民治派出所所長陳小彪告訴本刊記者,其轄區流動人口流動更快,每季度就有30%流動走了,當地企業富士康公司由於員工基數很大,有時候短期內就有上萬人進出。
據多個城市人口管理部門介紹,流動性強的群體大多集中在制造業發達地區,在一些企業打工的農民工流動性大,他們也不願在城市安家落戶。尤其是,簡單加工企業工人流動性極快,上崗和離職轉換速度非常快,許多農民工都抱著隨時走人的想法。
新型『雙向流動』
長期以來,我國流動人口主要聚集在東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制造業產業聚集區,珠三角地區尤為密集。近兩年,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向呈現三個趨勢,一是開始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分散;二是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由珠三角向長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區流動;三是在一些省區內,流動人口開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成貴分析,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的主體仍是農民工,而制造業和建築業仍然是農民工的主要就業領域,這種流動人口構成格局,決定了流動人口大的流向受產業布局影響很大。
去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地區人力資源需求下降。據廣東省勞動部門調查,當地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向相對落後的地區轉移,不少原來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不斷轉向全國其他地區。
而作為農民工輸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經濟發展較快,也成了農民工的有力吸納地,農民工流向將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中西部地區就地就近轉移逐步加快。農業部和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近幾年,廣東、福建等傳統流入大省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區、東部其他省份和境外就業的比重都有所上昇。
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加快。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的農民工比例有所下降,而在地級市和縣級市務工的農民工所佔比例上昇。本刊記者在山東的濱州、菏澤、江蘇宿遷、淮安等地采訪時了解到,2008年底以來,外出農民工紛紛回鄉就業。一是原先東南沿海部分企業倒閉停業,再是本地區招商引資,承接產業轉移,企業新增加較多,用工猛增。而且這些新投資企業工資待遇較高,一些農民工算賬,到外省就業成本較高,不如在當地就業。
農民工回鄉創業步伐開始加快,新型雙向流動正在形成。
結構矛盾凸顯
本刊記者在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了解到,近些年,各地不斷加強勞動力轉移力度,許多地方農村可轉移的勞動力已大部分實現非農就業,轉移潛力已經很小。因而,我國流動人口總體數量將保持穩定。但由於農民工群體文化水平偏低,一些較高層次人纔的需求不足,流動人口供需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的『民工荒』現象加劇。
據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介紹,經過近30年的持續轉移,越來越多的地區農村青年剩餘勞動力正在被吸納殆盡。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表明,30歲以下農村勞動力有近80%已轉移到非農產業。30歲以下的農村勞動力供求明顯偏緊。
廣西是廣東省第二大勞動力輸出省區,涂永森介紹說,全區80%的外出農民工在廣東就業,現在勞動部門到各地組織農村勞動力輸出,舉辦招聘會參加的人越來越少,各地反映農村青年出去得都差不多了,剩餘的人已很少。『最近,廣東一家世界500強企業請求我們幫他們招人,給出了相當優惠的條件:月薪1500?2000元,還包吃包住,光一天的伙食費就有21元,而且農民工可簽長期合同。我們在全省發布了信息,還在《南國早報》登了廣告,計劃招8000人,但報名的只有300多人。近幾年,農村可新增轉移的勞動力一直維持在六七十萬,現在應該到頂點了。』
本刊記者在沿海地區調查發現,接受過職業培訓、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供給嚴重不足。從2002年開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熟練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的現象。2003年以後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現象,2005年以後『民工荒』現象開始蔓延到內陸一些地區。在今年經濟逐漸回暖後,東部沿海地區『民工荒』更加突出,而且呈現『普工荒』與『技工荒』並存局面。
在山東省威海市,服裝、電子企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競爭激烈,個別企業甚至把招工廣告貼至同行企業的門口。為穩定職工隊伍,不使熟練工人外流,許多企業不得不提高工資待遇。威海市一家大型服裝企業2009年末的工資比2008年同期平均提高了近200元,但滿意的熟練工人仍然有缺口。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京滬等大城市人口嚴重超載專家建議減壓分流
我國流動人口在布局上越來越呈現嚴重的不平衡性。《瞭望》新聞周刊走訪發現,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些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形成對流動人口吸引的『盆地效應』。人口嚴重超載
本刊記者近日在深圳市采訪時了解到,深圳土地面積只有1952.8平方公裡,但是建市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實有人口已經從幾十萬迅速增長到2009年底的120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佔85%),迅速步入全球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國第一。目前全市已面臨土地、空間資源、水資源和環境資源等四個難以為繼的局面。深圳市副市長李鋒說:『深圳已背上了沈重的人口包袱,成為制約深圳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突出"瓶頸"』。
北京市近年來也面臨外來人口的巨大壓力。北京市流管辦一位負責人介紹,近幾年,北京市外來人口迅速增加。據估算,北京外來人口已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
目前,北京市土地、水源、環境、交通等資源承受重壓。歐洲太空總署公布的衛星數據曾顯示,北京汽車廢氣污染一度居世界之最,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廢氣污染沈積中心』。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宣傳科副科長關璽華感慨地說:『現在北京的大街快成了全國最大的停車場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調的供應量,未來自有水資源供水能力約為35.6億至37.1億立方米。而以現在人口增長趨勢看,未來十年內,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國際上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
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外來人口壓力也是不堪重負。據上海市旅游局分析,內外環線之間是上海的人口新集結地區,人口密度在急劇上昇;特別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數以百萬計,他們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與戶籍人口共享城市設施。
目前,上海中心城區交通阻塞、管線老化、社會經濟高密度、緊運行,使得上海市民中約有20%的人處於心理亞健康狀態。據廣東省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介紹,廣州全市流動人員已接近600萬,幾乎與戶籍人口773.48萬人相當。外來人口的增多,城市人口的極大擴容,給廣州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一系列隱患。
『盆地效應』
大城市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本刊記者在一些大城市調研發現,一些流動人員到大城市後就不願離開,融入大城市的願望強烈。這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動形成『盆地聚集效應』。
在一些大城市,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觀念在更新,與以前一心想著『打工』、『流動』持不一樣的心態。現今許多流動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而是追求與現居住地的文化融合。他們打工所得不再一味寄回家,很多打工者表示『不會拿掙的錢到老家蓋房』,而是准備在當地買便宜的房子,還能昇值,到老家蓋房不合算。他們手裡的錢有更多的選擇:一是置業;二是做生意,包括投資、買股票。
據受訪專家分析,大城市在經濟、文化、醫療、教育、公共設施等各種社會資源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衛生部部長陳竺在2009年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坦言,中國目前的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優質醫療資源過多集中在大城市。目前北京市各大醫院普遍存在患者住院難的現象,醫院的床位非常緊張。患者在病情允許的情況下,一般只能在醫院住半個月左右。
同樣,大城市的教育資源集聚也更加突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一旦擁有這些城市的戶口,就可享受到這些優惠。山東高考生數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華下達給北京市的招生指標卻是山東的5?6倍。北京約一百多名考生中就有1人有機會上北大、清華,而在山東,4000多名考生中纔有1個人有此機會,機會相差三十多倍。山東一些教育界人士感嘆:『這難怪很多外地人擠破頭也要去北京!』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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