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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尋找自己的歷史地位
3月12日,經過一年時間策劃和籌備,大型電視系列片《居住改變中國》正式開拍。來自全國各地的主流地產商、社會學家、藝術家、建築師和媒體人士等100多人匯聚北京,房地產再次成為人人評說的焦點話題。不過,與以往無數次政府觀點、專家觀點佔據主流不同的是,這一次評說是以『民間視角』將房地產置於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歷史長河中,來探討房子的社會、經濟、文化定位——房子尋找自己的歷史地位
從無產者到有產者
-住房制度改革改變了人們的理念,改變了人們消費的觀念,改變了人們財產的觀念,最為重要的是,使中國廣大的城市的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
顧雲昌(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秘書長):中國居住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經濟發展導致居住變化,另一方面居住的發展反過來影響經濟,現在住宅建設、房地產是國民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住房制度改革改變了人們的理念,改變了人們消費的觀念,改變了人們財產的觀念。
而且最為重要的是,使中國廣大的城市的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現在我們資產當中有一半左右是屬於房產,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改變,由無產者變成有產者是一個很大的社會進步。居住在中國得到了改變,同時居住在改變中國,改變了中國的城市,改變了中國的住房條件,改變了中國的經濟,改變人們的思想、人們的理念以及我們的政治制度。現在住房法、物權法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家家戶戶都有一套房子,相信住宅建設將對社會經濟起到更好的推動作用。
任志強(華遠集團總裁):近十年來,和人們、和居住關系最大的是生活被徹底改變了,涉及到的最大的權利問題就是房子。第一次引起憲法變革的是合資法,合資法第一個動的就是使國家的土地變成了可以有償使用,這是我們中國居住狀況改變的一個前提,如果沒有『土地革命』,土地不能有償使用,中國的改革到現在可能仍然推不動,土地既然可以有償使用,就有一個期限之內的權利問題,所以它衍變為土地的出讓制度,纔可能形成私有財產。
居住改變未來生活也是從『我有自己的權利,我有自己的財產』開始,然後纔衍變了其他的一些方面,產權的界定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纔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中國社會因此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被改變的城市和觀念
-懮郁的、停滯的、貧困的城市,正在逐漸變成一個充滿激情的、充滿活力的同時又略顯輕浮和毛躁的新城市,這個過程值得我們反思。
李亞明(上海綠宇總經理):如果是沒有居住的根本改變,一個城市不可能得到一個好的改變,沒有城市的改變,那麼一個國家、一個文明的主題就不復存在。沒有任何一種形態能夠像居住這樣深入地影響人們日常的生活,從產業角度來講也沒有哪一個產業能夠像房產一樣,對社會帶來這麼巨大的廣泛影響。
我們需要居住來改變什麼?從人的角度來說,家裡邊的條件好了;從城市的角度來講,是說財富的集聚;但是另外一面,社會的社區結構已經瓦解,城市文化受到非常嚴重的削弱。我記得前幾年一位搞文物管理的同志說:中國傳統的城市文化受到兩次最大的衝擊,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另外一次就是改革開放,他認為第一次的破壞是表面的,第二次的影響是傷筋動骨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個懮郁的、停滯的、貧困的城市正在逐漸變成一個充滿激情的、充滿活力的同時又略顯輕浮和毛躁的新城市,這個過程值得我們反思。
陳勁松(深圳世聯董事長):我在賣房子的過程中深切體驗到,中國需要穩定。有這麼多問題,它怎麼這麼穩定呢?是因為房地產,按揭20年,就保穩定20年,穩定這個基礎是這麼來的。
現在單位想請一個司機不敢隨便亂請,怕把車開跑了,跟司機說:你把房地產證拿來我看看。有這個就敢讓他開車,信用也是因為房地產纔有信用,包括結婚好像得有房子,這個信用是這麼來的。此外還涉及到文明,我說一個小故事:有一個臺灣商人在重慶辦工廠,認識了一個小姐,然後感情不錯,但是臺灣人在臺灣有老婆,為了報答這個小姐就給她買了套房。這套房一買,立馬在這個小姐的家鄉農村掀起軒然大波,她破壞了原先人們對財富的一些最基本的觀念,20萬是那村兒裡面的姑娘一輩子也甭想掙的錢。你說這是破壞了一個文明還是建立了一個文明?但是有一條我敢說,最起碼在居住這個文明上,因為房地產發展,我們迅速地跟國際接軌了。中國人的生存空間在這個短短的十來年,迅速地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給中國人帶來了希望,帶來了對未來生活的那種支橕,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房地產商身上的這些歷史的責任和使命,就遠遠不是賺錢那麼簡單,希望這個行業的歷史責任和使命能夠昭示的清楚一些,使老百姓在買房子過程當中,別認為這幫人只是一群充滿著銅臭的商人,然後天天打著條幅上街游行。實際上這個過程是中國進步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改變中國的過程。
文明歷程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高樓,那是我們物質發展的一種象征,是我們財富的一種語言,但是我們好像又在喪失著什麼。我們之所以今天開始關注『居住改變中國』,最重要的還是關注我們自身的精神發展歷程和文化發展歷程。
王明賢(建築評論家):過去這100年,我覺得有兩個最重要的事,一個就是現代戰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各種大大小小的戰爭,原子彈、氫彈、導彈改變了整個世界;第二個就是現代建築運動,從20世紀初開始的現代建築運動,把整個世界的城市建築全改變了,我們的居住狀況就處在這種背景下。
中國有兩個問題難解決,一個是吃飯的問題,再一個是居住問題。現在吃飯問題基本解決了,居住問題正在解決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居住狀況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中國居住狀況的改變跟地產商、跟建築師、跟整個城市的公民都有關系,它的世界意義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包括居住在內的衣食住行是一個很深的哲學問題和思想問題,我們必須在整個社會、整個文化的高度上重新思考。
包泡(雕塑藝術家):居住改變了中國,中國富強了,老百姓有房子住了,金融貨幣都受到影響了,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認為最大的改變,是改變中國的文化。開發商以什麼樣的文化層面、文化認識來改變中國?想把中國改變成什麼樣子?因為房子有個文化問題,城市環境有個文化問題,一個中國城市面貌該是什麼樣,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命題。
我曾經在北京看到美國200年前的建築都出現了,一條兩公裡長大馬路要變成歐洲一條古老的街道,這個要得嗎?現在整個人類文明已經到了數字時代了,中國的文化發展不是孤立的,我們和世界最發達國家、民族在文化上應該在同一個層面上發展,而且我們要發展得更快,如果我們再把北京變成什麼歐洲花園,那就成問題了。開發商一開始是不自覺地從經濟的角度介入文化,但是慢慢地開發商應該走向成熟,以一個現代文化的企業家介入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明和世界的文明,這是一個更高的層面。
張寶全(今典集團董事長):改革開放使我們一下子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處於一個信仰的時代,改革開放以後,大門一開,中國首先發現物質上的貧窮,財富文化在我們的物質發展過程中留下了很多痕跡。中國人在精神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進步,就是開始對資產的一種崇尚,對資產的一種尊重,中國又進入了一個精神和文化的重建和回歸。前些時候去看了一個《北京城記憶》數碼影像展,那些已經被拆掉的北京城樓和城牆全部用數碼影像手段『恢復』過來,看了之後非常震動,我們今天有很多的高樓,這種高樓是我們物質發展的一種象征,是我們財富的一種語言,但是我覺得我們正在喪失著什麼。我們之所以今天開始關注『居住改變中國』,最重要的還是關注我們自身的精神發展歷程和文化發展歷程。
金雨時(作家):中國發展到今天,進入了一個陽光時期,我們關注地產這個產業,不僅僅是看它在國民經濟產值裡佔到一個什麼樣的份額,我更看重的是從事這個產業的人員結構的變化,一大批精英人士為這個產業所具有的最大的文化含量所吸引,除了這個產業本身的從業人士,一大批文化界的、思想界的、學術界的、建築界的人能加盟這個產業,關注這個產業,說明這個產業本身所具有的如陽光一般的生命力,希望為整個產業重新塑造文化人格,拓寬產業的文化視野,找回在中國文化史上應該具有的地位。
地產商的使命
-房地產在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起步時期,到20世紀90年代是克隆時期,到21世紀開始真正進入了一個研究產品、研究消費心理、開發產品的階段。我們這一代開發商在居住的問題上要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把中國過去單一的住宅供應市場過渡到一個需求多元化、產品多樣化的市場。
楊孫西(香江國際集團董事長):現在香港的房地產價格開始回到一個比較合理的價位,但是跟內地的房地產比較,價錢還是比較高的,所以在最近一些年我們很多香港的投資商來到北京、上海及其他內地城市來開發房地產。我們華僑有一些傳統,在海外賺到了錢,就回老家買田買地。現在越來越多的華人華僑回國來置業,就應該讓海內外的中國人能夠對居住環境、對中國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海外幾千萬的華人華裔會覺得他們除了有海外的家,還應該在自己祖先所在的地方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園。這也是我們這些在國內發展房地產的人的一個理想,就是要為海內外的中國人提供一個最好的居住環境。
胡葆森(河南建業董事長):發展商的作用,就是在政府制定的城市建設、住宅建設政策的要求下真正去落實去實現政府的意願,在這方面,發展商是一個很好的操作者。假設沒有這麼多前僕後繼的發展商,我們現在的城市會是個什麼樣子?
發展商的作用今後會越來越明顯,因為所有的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質文明之上的,發展商的作用也將不斷地被社會認同。發展商在城市區域內,通過開發樓盤改變了城市的居住狀態,我們公司在河南搞開發,河南有1億人,我希望用未來十年的時間,能構築從省會城市到中等城市到中心縣級市鎮這樣一個三級的市場框架,為居住在經濟不太發達的河南的這1億人改變居住條件,做出自己的一點貢獻。發展商的責任應該是讓發展達到完美的統一。
姚景芳(西安高新總經理):居住狀態准確地反映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態。現在房屋面積增大了,消費階層擴大了,而且對整個房屋的造型、功能、社會環境和生態質量不斷提出新要求,需求趨於多樣化和個性化。房子在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起步時期,到20世紀90年代是克隆時期,到21世紀開始真正進入到一個研究產品,研究消費心理,開發產品的階段。我們這一代開發商在居住的問題上能夠起到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把中國過去單一的住宅供應市場過渡到一個需求多元化、產品多樣化的市場,開發商在未來房屋的開發過程當中,能夠開發出進一步適合廣大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以滿足社會和個人的需求。B26
房子的『民間視角』
任何一個經歷多年奮斗的人,總會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把自己的奮斗歷程梳理為一種精神財富,以確定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把握在未來中的方向。房地產無非也是這樣。
1992年、1993年的『房地產熱』使這頭經濟猛獸不可避免地闖入社會生活之中,到現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也到了應該全面反思的時刻。這種行業自覺的反思曾在2000年『新住宅運動』中顯示出自覺的力量,在2002年『中國地產十年論壇』中顯示出反思的廣度,現在又在這次《居住改變中國》的開機活動中顯示出梳理的系統性。
這種梳理選擇的是『民間視角』,既非政府紅頭文件式的成績總結,也非官派經濟學家的專業分析,而是把房子放在城市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體系中來觀照。
陽光衛視的楊瀾說:『我們不光想反映十多年來中國房地產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同時也想更深入地揭示居住如何改變我們每一天的生活、改變我們的財產觀念、改變我們的消費觀念。』這部片子將在陽光衛視上首播。
馬上要去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王石說:說『居住改變中國』在別人看來也許有點『狂妄』,但地產確實在中國發揮了以往不敢想像的作用。他參加的是一個為紀念人類登上珠峰50周年而組織的第一個民間登山團,這也有點像民間自己梳理房地產歷史的探險。
曾首倡『新住宅運動』、半年前寫過《居住改變中國》文章的盧鏗說:如果從社會、哲學、文化的視角來看房地產,那麼喧囂一時的『冬天論』、『泡沫論』、『過熱論』就顯得有點可笑了。
《居住改變中國》的制片陶偉光說:地產江湖演繹了太多的恩怨、傳奇和夢想,我們開始考慮這個主流行業和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之間的關系。
思考的過程就有點像修行的過程。
客串《居住改變中國》策劃的馮侖說:『一個高人告訴我,人生要修三個境界,第一境界要修吃飯睡覺,不為榮辱順逆所動的吃得香睡得香不容易;第二境界要修正經正常,該正經時正經、該正常時正常也不容易;第三境界要修好惡取捨,知道並躬行好什麼、惡什麼、取什麼、捨什麼更不容易。』
不知房地產修行到哪一境界了。陳大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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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怎樣改變中國的
傳說中的印加挑夫挑著擔子上山,在他仍顯得精力充沛、毫無倦意之時,卻出人意料地坐在半山腰休息。有路人問:你為什麼停下來不走了?印加挑夫回答:我已經走得太快,我在停下來等自己的靈魂。走了10年的中國房地產也在停下來等自己的靈魂。
上周,一個旨在梳理房地產歷史的電視專題片《居住改變中國》正式開機,引來人們對房地產靈魂的關注。
帶著原罪出生的中國房地產業演繹了一個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在成長初期所發生的一切故事。發生在城市的居住革命不僅使現代觀念裡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觀念成為可能,而且將在更深的層次影響我們的生活世界,改變著我們的財產觀念,改變著我們的消費結構,增強著城市的活力。如果說:建築是歷史的鏡子,那鏡子中最引人入勝的鏡像,就是每個時代的那些建造者與居住者的生活,當房子變成住宅,街道變成社區,居民變成市民,居住也就改變了中國。
『有產者』
1992年房地產市場興起之後,住房作為恆產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大穩定和發展的動力。
計劃經濟年代,住房分配制度是一種超穩態的社會管理方式,幾乎所有的城市人群都納入了單位的領域,在不同的單位上班,在不同的單位分房子、住房子,在不同的單位過著幾乎相同的生活。
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這一部分人,在房地產市場中找到了固化財富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就是買房子。房子作為財產越來越清晰地成為人們的奮斗目標之一,這是一種解放自己、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財富。
隨著房改的一步步推進,習慣於單位給自己安排生活的人們幾乎是被動地在向使自己過得更舒適的財產靠近,1998年中國宣告全面終止實物分房,房改售房使一大批城市人群擁有了財產意義上的住房,進入了有產者的行列。
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方式上的轉換。以前是在『官本位』體系中由單位分房,所有在單位中的人按乾部級別或將資歷換成乾部級別,嚴格等級制分配住房,當這種保姆式的體系無法承載重荷時,住房分配方式不得不經過艱難漫長的18年房改進行轉換,這一轉換使住房資源得以按市場經濟中的『金本位』的標准進行配置,『金錢面前人人平等』,房子成為許多家庭中最大宗的財產。盡管這種財產經歷了一個逐步清晰但仍不完全的過程,但對社會結構的重構和穩定起到了非凡的作用。
同時,人的活力也因此而激發出來,生活方式因此而開始改觀,人們不再因住房而受到單位的局限,向更能發揮聰明纔智的領域流動,社會的人纔資源得以有效率地進行配置,更由此激發出城市的活力、社會的活力。
『財富之旅』
在房地產斑斕眩目的感性外衣裡,是資本冷靜得似乎殘酷的理性。
理性的資本流動起來像是條河,在每一個利潤落差的關隘都是洪水猛獸。
第一個利潤落差的關隘是在1992年,銀行資金通過種種渠道奔流向東南沿海地區,海南成為『淘金者的樂園』,資本在縱橫擺闔的運作中肆意流淌,匯集成在混沌中勝出的成功者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的代價頗為高昂,奔流即出的資本並沒有轉化為應有的經濟數字,反而使金融體系面臨著崩潰的危險,海南、北海等『淘金者的樂園』已變成沒有實柱的沼澤。1993年下半年,政府開始針對房地產實施的宏觀調控,制止了潛在的金融危機,資本在這一堤壩前無可奈何地暫時馴服了。
宏觀調控使東南沿海的樂園進入冰期,『第一桶金』沿著各自的渠道向內地大中城市潛入,房地產熱拉開的市場帷幕使這些城市的利潤落差清晰可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為具有堅實底盤支橕的資本演武場。資本在這些演武場中,不再像在海南那樣簡單地從麻袋到麻袋、從賬戶到賬戶,同樣是依靠直覺和魄力,這場游戲開始變得復雜起來。
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寫字樓、商廈、豪宅『奇跡』的同時,賴以獲得『第一桶金』的江湖式的哥們朋友變成了合伙人、股東,義氣變成了股權,惟一還帶有江湖色彩的是人和股權的聚散。
與此同時,資本在做著分擔風險的『加法』,住宅、寫字樓、商鋪、高爾夫球場的全面介入是當時不少開發商做大做強的選擇,只有少數先覺者開始做『減法』,縮短拉得過長的戰線,針對資本優勢做精做專。
1998年又成為資本的一個關隘,中國全面停止實物分房,大部分城市人群開始依賴市場來解決住房問題,資本的流域空前廣闊起來,逐漸壯大起來的資本洪流在各個熱點區域間游走,兼並和聯衡的規模越來越大,資本的增值越來越多在陽光下進行,利潤落差的減少使資本選擇了規模戰略。
『巷戰』
房地產幾乎把中國城市的街道翻了個天。
隨著一個又一個新的住宅小區的崛起,中國城市在居住意義上也正急速地由『熟人社會』轉向『生人社會』。
在以前,城市人群的居住問題: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有多種多樣的單位來統管,單位統管范圍之外的則由居委會、街道辦事處來管理,加之由來已久的戶籍制度,整個社會呈現出井然有序但缺少活力的太平景象。
這種超穩態結構迅速被房地產所打破,新的住宅小區已很少有同一單位的人『群居』的現象,以前習慣了街坊鄰裡親情的人們越來越多在喬遷新居後與陌生人為鄰,由此引發的孤獨感形成了社會普遍的懷舊情緒,熟悉的胡同、街道、宿捨區變成了陌生的社區,於是熟悉的城市也陌生起來。
包括小區保安在內的物業管理常常成為業主和開發商之間交鋒的戰場。同時,居住與單位分離、居住與戶口分離,也使以往泰然處之的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的管理功能產生了微妙的錯位,社區秩序漸漸由業主委員會以合同的形式責成物業管理公司來管理,居委會、街道辦事處則更多地管理起社區精神文明、文娛活動。
城市的社區在人們花錢買房成為業主後呈現出帶有歷史轉型期色彩的社區文化,這種基於商業、財產權的文化越來越清晰地成為有產者人群身份、實力的標識。
社區的變遷集中反映出中國城市社會形態的變遷:由『企業為社會』到『開發商為社會』,再到『小政府、大社會』,『社會』的成本越來越低。
『自由遷徙』
從理論上講,居住的自由選擇與人的生存空間、職業自由和身份解放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過去,單位、工作、住房就如同一個連環套,使許多人終生都難以逾越。而今天,單位、工作、住房對於許多喜歡追求挑戰和新鮮感的人來說,可以常換常新。過去,婚姻和房子有著特殊的關系。有些人為了得到房子而不得不結婚,而離婚也意味著一方將失去房子。
今天,每個城市都集聚著一個龐大的自主職業者群體,他們依據個人的奮斗業績而選擇進或者退,而住所對他們來說就如同客棧。隨著房地產業的發展和更新換代,越來越多地出現了身份、職業、情趣相投的人的群體性文化集聚社區。部分人的居住地和社會地位有了直觀的標定。
聽起來不錯,人人都可以享受自由和追求夢想。但是怎麼可能那麼圓滿?能買得到、能租得起甚至能自己搭建的房子,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比較昂貴。
『生物鏈』
一幢尚未竣工的大樓水泥牆面上,留下了一行黑油漆刷寫的話:『再見了,親愛的北京!』
這是施工隊裡一位外地民工在合同期滿回老家前留下的心裡話。這個施工隊付出了不少代價纔在招投標競爭中爭取到了這項工程。同樣通過競爭的還有材料設備供應商,大到電梯、小到門把手無一不力爭上游。上游就是開發商,而開發商在成為上游之前也在力爭上游,上游是城市規劃、土地供應、融資渠道,最大的上游的城市開發的潛力和市場需求的前景。
與大樓的工程進度平行推進的是策劃公司、營銷代理公司、廣告公司的力爭上游,這些服務性機構又使模型制作公司、電腦制作公司、印刷廠、禮品制作公司、禮儀公關公司甚至速記公司也在力爭上游。
大樓竣工交付,業主喬遷新居,又有搬家公司、裝飾裝修公司、家具城、布藝店在力爭上游,物業管理公司又引得保潔公司、保安公司力爭上游,隨後美發廳、小吃店紛紛力爭上游,會所管理機構的力爭上游只不過略顯斯文而已。隨後,二手房中介公司也在力爭上游,不管房子是住還是賣,路邊的書報亭、出租車又在力爭上游。
寫下『再見了,親愛的北京!』的那位民工,也許並不清楚自己處在房地產『生物鏈』的哪一鏈環上,重要的是也賺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工錢。他寄錢回家,他吃飯要花錢,買東西要花錢,回家坐火車還是要花錢。他也許是回家過年,也許在家開闢了新行當,也許蓋新房娶妻生子,也許又帶著幾個小伙子重返大城市。
誰能說得清這位民工帶動了什麼樣的經濟數字?而他不過是施工隊裡的一位民工。
『文化』
1994年歲尾,馮驥纔請了一批專家,有搞歷史的、建築的、民俗的,還請了幾十位攝影師。他們每條街、每條胡同都看,做地毯式考察,進行『舊城文化采風』,後來出版了畫冊叫《舊城遺韻》。畫冊只印了1000冊,馮驥纔寫上『你心愛的城市』,送給城市的管理者們。他們拍攝的幾萬張照片,經過反復篩選,輯成《天津老房子》畫冊四本,包括了天津的碼頭、租界、老城區,並送交城市規劃、環境保護的有關部門,希望引起他們的重視。馮驥纔說:『我一直呼吁人們關注、珍愛我們自己的歷史空間,因為這樣的歷史空間實在不多了。如果再這麼下去而不覺就更可怕了……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報道說,北京一年換了6次地圖,表明北京一個很大的進步。日新月異,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最近剛剛寫了一篇關於巴黎的文章,巴黎是一個只修不改的城市,因為給巴黎一百多年前的地址發信,現在仍可以寄到。東西德統一以後,一些歷史建築要修建,一個組織的名字叫做「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基金會」,可以看出那種尊重自己歷史的情懷。』
『圈地』
沿海某城市的開發區有一個說者豪氣衝天、聽者哭笑不得的調研報告,報告說:『目前,我區220平方公裡有近200平方公裡屬農村區域,19萬戶籍人口中,有11萬多農村人口。可以說,沒有農村的城市化就沒有整個開發區的城市化。要圍繞加強舊村改造和遷村並點工作,引導農村居民向統一規劃的中心居住區集中,並逐步減少「二元」產業結構,促使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加快農村向城市、農民向市民過渡。』
這便是開發區熱潮的後遺癥。有人解釋開發區的歷史:『開發區最初有點像深圳特區的概念,這是最早的意思,大家搞一個制度特區,還不是土地特區,後來變成了出口加工區的概念,像天津工業園、大連,相對來說還算正常。開始炒房炒地以後,開發區就變成了圈地的游戲了,一個幌子,包括開發區和變相的開發區,高新農業、教育產業園區、生態園區等等,各種各樣的很多,圈地主要的技巧在於編故事,軟件園區、大學園區,這都是變相的開發區。然後經過這幾年整合以後,也不叫開發區了,叫新城,像蘇州工業園區,它實際上最後不是個出口加工區的概念,也不是制度特區,就變成了一個城市連接的新城的概念了。』
這種大規模建設新城的做法又成了潮流。相當多的大中型城市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擴張規劃,而且這些規劃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大規模的新城區建設和城市重心轉移。
在這個過程中最有意思的是各地的省委、市委、政府辦公室都在搬,沒有意思的是這樣一搬,帶來的問題是財政過度浪費。比如河南一個地區一般都是花3到5個億搬一個所謂新的行政中心到所謂的新城,一共有將近20個地區,將近100億出去了。
『未來』
大約15年前,清華大學的陳志華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們至今沒有建築未來學,連一篇文章都沒有。相反,我們卻有太多古氣盎然的理論和實踐。太極八卦、陰陽五行、孔子老子、和尚道士,很有熱門化的趨勢,仿清仿明、仿宋仿唐、也是刊物津津樂道的成就,甚至還有人搞天曉得的仿漢、仿周建築,真是鬼畫符,但是至今沒有聽說什麼地方、什麼人探討了21世紀的城市和建築,做了什麼暢想性的設計。一個民族怎麼可以對未來毫無興趣,不去探索,卻對過去那麼戀戀不捨,抱住不放?這是一種原始蒙昧的祖先崇拜的殘餘。而同時,外國人卻在那裡有滋有味的設想21世紀。地球只有這麼一點點大,一個不追求未來的民族跟一些熱烈追求未來的民族擠在一起,不覺得寒心麼?』
凱文·林奇《城市形態》中的一章,題目是『一個烏托邦』。他說:『我們來想像一個城市的田園,那是一個非常多樣化但又人情化的風光。憑著老感覺,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鄉村,因為住宅、工作場所,以及其他集中的場所都被樹木、田野和河流圍繞著。在這個廣闊的田園裡,有一系列小而緊湊的城市中心。正如任何一個現代城市一樣,這個田園的功能非常復雜,而且相互依賴。』
但是,在科技看起來的似乎無所不能的時代,林奇的勸告讓我們相信這些想像有他的價值,林奇說:『(我們)寧願去說明這些烏托邦的空間特征是如何來自他們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假設,而不要相信那些來自自我陶醉的科技幻想,也不要相信來自解決社會問題的機械性推論。』陳大陽吳曉東/文宋溪/制圖B26 J085(背景圖片選自向利慶作品)
評論:居住檔案
20多年前,中國安徽小崗村的那群農民不會想到他們那一紙按了手印的『合同』,給整個中國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當時的中國,正在計劃經濟的困境中苦苦探求,正是這群偷偷聯產承包的農民,用鋤頭為中國後來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洪流開出第一道河渠。
當時中國城市居民,還住在以單位為領地的宿捨樓裡。那個時候政府的一句流行口號是『安排人民生活』,被安排著的人民排著隊分房子,除了在單位上班工作,就是宿捨樓、大院、數家合居的四合院中的家居生活,這種狀態曾被當成永恆的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去想象沒有了單位將會如何。
在宅基地上自己花錢蓋房子的農民,不經意間竟然為城市居民的房子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小崗村聯產承包的成功引發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又使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得以推進,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比較早地遇到了、卻比較晚地纔從根本上解決了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
1980年,鄧小平站在北京前三門的樓上說出了深思熟慮的一席話:住房要進行商品化。由此啟動了長達18年的房改之旅,原先由政府、由單位負擔的城市居民的房子重擔艱難地分卸。卸到哪裡去?要一點一點地卸到個人的肩上、市場的肩上。可市場在哪裡?不僅如此,依賴著單位的人們找不到這樣一個市場,就連毅然下海『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也找不到這樣一個市場。
1992年,中國經濟在尋找一輪啟動的契機。鄧小平以一位老同志的身份南巡考察,一番又一番深思熟慮的談話明確了中國不可動搖的市場經濟的方向,由此掀起了新一輪投資熱潮,作為出人意料卻又是市場發展的一種必然,房地產成為這一輪投資熱潮的潮頭。
房子、房子,計劃經濟時期關於房子的『禁錮』與市場經濟時期關於房子的『夢想』之間的落差,使資金爭先恐後地奔湧向『夢想之地』。
與歷次經濟周期以樓堂館所基建投資為表征不同的是,這一輪投資熱潮第一次與個人的住房問題對位起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終於開始找到了可以屬於自己的房子。
房地產市場在人們『安居夢』的催促下,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成為改變人民居住狀況、改變城市面貌的一股強勁的商業力量。
1998年,中國城市宣告結束實物分房時代,房地產這股商業力量前所未有地縱橫揮斥,城市的活力因城市人群的住房解放而進一步釋放出來。作為財產的不動產,既穩定顯化了中高收入階層在社會中的主流作用,又激活了城市人群的流動性,進而改變了城市的文化形態,這是一種基於生活方式的變化,深刻地嵌入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之中。
短短十數年,居住改變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