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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潘家華接受齊魯晚報記者采訪。本報記者左慶攝
12月14日,第91期齊魯大講壇在山東大學中心校區舉行。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為聽眾送上了一場以『生態文明建設與低碳城鎮化』為主題的報告,他分享的『新常態首先要「心常態」』『公共服務資源要均衡化』等觀點,為聽眾送上一場思想盛宴。
潘家華被認為是國內應對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學術權威,曾應邀在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體學習時講解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在本期齊魯大講壇主持人、山東大學能源與環境研究所所長馬春元的主持下,潘家華和現場聽眾進行了交流。就讀者關心的問題,齊魯晚報記者也對潘家華進行了采訪。
經濟新常態下,增長點要轉向民生需求
齊魯晚報: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對『新常態』的內涵進行了闡述,您怎麼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潘家華:首先要明確,新常態不是經濟的下行或崩潰,而是屬於經濟發展的一種自然趨勢和階段轉換,是社會經濟前進的一種表現,而不是被動的硬著陸或經濟的崩潰。
發達國家也經歷了這樣一種經濟高速增長到趨於成熟、市場趨於飽和、供求關系趨於平衡,整個經濟速度降下來甚至接近零增長的階段,但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並沒有下降,而是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齊魯晚報: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常態?
潘家華:人類社會的物質需求和消費水平是一定的,不可能無限擴張。物質財富的積累達到飽和,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住房等,到了一定程度就不需要再建了。所以必然造成現在這樣一種經濟增速的放緩。
再如住房,日本人均住房面積是28平方米,我們現在城市中,不包括小產權房和城中村的統計,人均已經到了36平方米。
齊魯晚報:在這樣一種趨於飽和與成熟的情況下,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裡?
潘家華:投資的外延擴張,是一種擴張型經濟,經濟增長增速就比較快,但經濟一旦趨於飽和、成熟,這樣一種外延擴張的空間就比較有限,再擴張就沒有必要了,只能通過一種結構的調整來提高,從外延擴張轉向民生需求。
現在,老齡化社會需要這麼多定向的精准化服務,但卻沒有,所以就出現很多人沒事做,很多事沒人做。沒人做的這些事,就是現在發展的潛力所在,經濟轉型的要求所在。
齊魯晚報:是不是說第三產業的發展迎來了機遇?
潘家華:一、二產業機械化、智能化的水平越來越高,投資再多,拉動的就業量也是有限。如果現在發展第三產業,空間非常大。投資不多,但就業量特別大。
最近有媒體報道,北京昌平准備新建12000個幼兒園的學位。如果每10個小孩配一個老師,這就是1200個就業崗位,加上行政、餐飲等相關的崗位,至少是2000個就業崗位。這就既改善了民生,又增加了就業。所以,在新常態下,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巨大。
公共資源均衡化纔能解決環境『超載』
齊魯晚報:『新常態』的內涵闡述中談到資源環境約束方面時,認為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如何判斷是否達到上限?
潘家華:對物質層面的過分消費和追求,使我們現在處於一種達到或接近承載能力。現在一般說的是達到、接近,個別甚至超過了承載能力。
一個比較典型的個案就是南水北調。南水北調工程有1234公裡,從漢江一路到北京、天津,1000多公裡,這就是一種超越極限的表現。北京、天津的水環境承載能力達到了極限,沒有水可用了,於是調水過來。那再發展下去,又沒有水了怎麼辦?
齊魯晚報:有報道稱,北京應該建設風道,緩解大氣污染,但其中也有不同的聲音。
潘家華:現在污染的形成並不是因為風道的阻隔,還是污染物的排放量太大,跟風沒有關系。風道只是把污染物從一個地方吹到另一個地方。第二,風是飄忽不定的,是自然的產物和多種因素的綜合,難道搞了風道後,風就聽從安排走風道?從經濟上講,要搞一個風道,對整個城市的格局是一種破壞,是勞民傷財,要消耗、浪費多少能源?
齊魯晚報:京津冀一體化能否化解北京的環境『超載』局面?
潘家華:利用京津冀一體化可以轉移相關產業。需要注意的是,不僅要把產業轉移出去,優質的社會公共服務資源,如醫療、教育等也要遷出去,這樣人口纔會跟著走。比如,只要把清華大學搬到一個地方去,它就是一座城市,就像美國的斯坦福,英國的劍橋、牛津等。
北京現在的環境承載能力確實是超越了極限,必須要釜底抽薪纔能使問題得到根本解決。
齊魯晚報:也就是說能否轉移優質公共服務資源是關鍵?
潘家華:是這樣的,如果優質社會服務資源不轉移的話,北京的問題就解決不了。其他大城市、省會城市的情況也是如此,為什麼不分散一點呢?像美國的加州大學,有10個校區,教育資源也得到了均衡發展。
齊魯晚報:在城鎮化的發展中,是不是也要注重公共資源的均衡化?
潘家華:小城市、小城鎮還有環境容量,但缺乏相關產業、服務的支橕,發展乏力。很多人回中小城市創業,結果沒業可創,只能返回北上廣。
如果公共資源配置均衡,中小城市也能形成發展特色吸引人口,把這樣一些空間利用起來,對於緩解大城市的城市病,應該是有幫助的,這就需要在宏觀的資源配置方面做出相應的努力。
城鎮化的優勢在於規模效益
齊魯晚報:我國城鎮化進程中有怎樣的大背景?
潘家華:中國現在溫室氣體的排放已經佔到世界總量的十分之一以上,人均水平也遠超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不減的話,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是不可能樹立起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確實需要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進一步努力。
今年11月12日發布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國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中國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並將於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昇到20%。也就是說,到2030年以後就不再增加了。從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來看,這是很難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齊魯晚報:城鎮化過程是否有助於減少碳排放?
潘家華:有人說城鎮化會增加碳排放,實際上這是非常狹隘的偽命題。城鎮化的一個具體效益在於規模效益,這樣的效率會比鄉村更高。所以要低碳的話,城鎮化就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但低碳同樣是城鎮化的一個難題。綠色、循環、智能等,都可以用『高碳』的形式實現。比如處於乾旱區的蘭州,為什麼公園裡郁郁蔥蔥?就是靠電把黃河水抽上去澆灌,說到底就是『高碳』。
所以,真正的剛性約束就是碳,如果能把碳減下來,其他的一切都不成問題,這纔是關鍵。我們的低碳化如果要在2030實現目標,低碳城鎮化勢在必行,迫在眉睫。
東部地區城市化進程已經接近飽和,就得提昇效率、改變能源結構,把碳實現絕對量的減排。這就要求以實現生態文明的價值取向來審視城鎮化進程。
本報深度記者肖龍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