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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爲53.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6%左右。按照規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2個百分點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時代週報記者費麗婷發自北京
58幢五層小樓規則地排列着,外圍一圈門臉房的新玻璃門閃着光,學校、衛生院、村民活動中心配套健全。氣派的中心廣場上,一塊四五米長、一人多高的巨石上題着大字—“六和新村”。
這裏是涿州市義和莊鄉著名的“六村聯建”項目,是河北省農村新民居項目省級示範點。按照當年的設想,裏渠、鄧渠、東大興莊、四柳樹、古城和劉家園6個村的1165戶、4100名村民將於2012年入住這個“看上去很美”的社區。然而,如今已是2014年8月,村民們仍未迎來上樓之日。
資金,成爲困擾六和新村建設的最大問題。原本計劃投資9.76億元的項目,如今投入已追加至14億元,但工程完工仍遙遙無期。
六和新村遇到的問題,正是當下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縮影:政府大包大攬、大拆大建,完全靠土地融資來完成城鎮建設的模式是否能持續下去?新城鎮化是否應交由市場來主導完成?
遙遙無期的搬遷
“五年了,當年按人頭分的房,現在村裏人都死了好幾個了,新房還沒搬……”鄧渠村村民王大爺向時代週報記者感嘆。
2009年,義和莊鄉傳出消息,說要拆遷蓋別墅。爲了提高村民的積極性,鄉政府還組織了幾個村的村民代表坐着大巴去外地參觀。“當時大家去看的那個地方,社區裏都是幾層的小別墅,特別的好。”有村民回憶。“鄉里還拿出模型來給我們瞧,都是兩層的小別墅。當時跟大夥兒說的是,一家一個院。”王大爺一看,這政策不賴啊。
根據2011年涿州市出臺的《涿州市統籌城鄉發展戰略規劃》,未來的涿州將有一箇中心、5個組團、49個特色風情小鎮。由義和莊鄉的裏渠、鄧渠、東大興莊、四柳樹、古城和劉家園六村聯建的六和新村即是規劃的首批項目。
當時的拆遷補償方案是“30+10+20”:30是每人無償分得30平方米住房,10是每人可再以成本價購10平方米住房,20是免交20年物業費、取暖費。
“我是我們村第一個籤的。”村民李大叔回憶,當時爲了鼓勵村民配合政策實施,政府想出了獎勵措施:先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村民可以優先選房。在2011年10月19日前籤協議的,還可獲得補償款總額5%的獎勵。
時代週報記者在這份協議上看到,除了新房面積、補償款數額等信息,並未說明安置房是別墅還是板樓,入住時間也沒有明確承諾。
沒過多久,村裏忽然傳出消息,說由於別墅佔地面積太多,新社區全部改建爲五六層高、一梯兩戶的小板樓。不少村民感覺被忽悠了。
即便如此,王大爺仍樂觀地想,雖然與“一家一個別墅”相去甚遠,但老兩口可以住上60平米的樓房,舊宅拆遷還能獲得4萬多元補償款,至少比現在條件好,也就接受了。
然而,村民們的讓步卻沒能讓搬新家的日子早點到來。“去年就說能搬,‘七一’搬不了‘八一’搬,又說‘十一’搬,年底搬。結果到現在也沒搬成。”村民趙大姐心熱了又涼了。
當然,也並非所有村民都期待上樓。
“願意遷的都是困難戶,比如我有三個兒子,二十多歲該娶媳婦了,蓋不起房,這種願意。但條件好的,自個兒本來有個小院,蓋點小房,住着多舒服。再有錢的就去城裏買房了,也不願意住那新村。”當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村幹部告訴時代週報記者,他自己也不願意搬,無奈要給老百姓起帶頭作用,不得不搬。
遇到不願意搬的村民,他還要“負責拿下”,“這工作可不好做。比如那會兒讓簽字,村民提條件說三年搬得了嗎?這都第五年了還實施不了,怎麼讓人相信啊!”
資金困局
不僅對何時搬遷缺乏信心,對於上樓之後的生活,很多村民同樣心裏沒底。
“我們村離新樓近,有的村離這5裏地呢,他能上樓住,再大老遠種地去嗎?把六個村弄一塊,我感覺有點‘大躍進’了。”王大爺當了一輩子農民,他想不明白,離開了土地,這農民還怎麼當。
事實上,在六和新村規劃之初,就充分考慮了農民的各種需求:回遷樓設計成了五層半結構,最下面半層是每戶的車庫和地下室,用來存放農機具和各種雜物;平房都帶一個小院,搬上新樓後,爲了給村民提供活動的空間,小區裏建設了大型中央廣場;爲了存放收穫的糧食、圈養的牛羊,社區設置了倉房和養殖場……
在涿州關於城鎮化的規劃中,對於農民上樓後的“四個收入”也有明確規定:除了拆遷補償款,還有經營性收入(農民土地反租倒包所得地租收益)、工資性收入(舊村拆遷后土地和舊宅基地復墾發展農場經濟,農民到農場、企業打工所得工資)、政策性收入(免交20年物業費和取暖費),以及養老保障。
“農村發展最大的瓶頸就是缺錢,但農村有豐富的宅基地資源。”義和莊鄉黨委書記付偉輝此前表示,六村聯建之所以能推動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拆舊建新騰出了大量土地,既實現了土地的集中節約利用,又利用國家“佔補平衡、土地增減掛鉤”政策,把節約出來的土地變成了城市建設用地,再通過“招拍掛”,置換出資金用於六村聯建。
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種種規劃並未順利實現。原先許諾的養殖場和曬糧場等配套設施,如今“連地方都沒選好,更甭說建了”。施工過程中的偷工減料在村民之間也早就流傳開了。
“現在按說都弄差不多了,回遷的都能搬了。但裏面上水下水都不行,哪兒哪兒都冒水,工程質量不達標。”趙大姐說。
更有村民稱,由於被拖欠工資,自去年起,工程施工隊的民工中已有兩人跳塔,一人跳樓。時代週報記者在河北省網絡問政綜合服務平臺上看到,有工程隊投訴六村聯建工程承包人鍾某某拖欠千名民工工程款共計8200餘萬元。
作爲河北省農村新民居項目省級示範點,六村聯建項目最初的投資是9.76億元。據悉,如今投入已追加至14億元,但完工仍是遙遙無期。從村民到政府工作人員都心中有數:工程一直沒有完工,正是資金鍊出了問題。
政府包辦之弊
資金問題的背後,正是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進程容易引發的弊端。過去最常見的城鎮化模式是“政府大拆大建,搞房地產,搞造城運動,然後大投資,追求GDP和財政收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曾指出,政府投資正是這麼多年來諸多經濟問題產生的根源。
“由於政府主導城鎮化,靠徵地、融資搞城市建設,城市化的成本越來越高。粗略計算,2007-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中,用於徵地和拆遷的比重已經達到4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部長劉守英在2013年的“中國改革論壇”上指出,中國當前城市化模式是靠徵地推動的,好處之一是成本比較低,二是推動的速度快,但是也帶來很多問題:一是政府跟農民之間利益衝突嚴重,二是土地的出讓出租、土地的抵押、融資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和地方債務風險。“政府完全靠土地的融資來完成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可持續的,必須儘快改變。”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爲,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在城鎮化過程中壓縮“公權”領域,擴大“私權”領域,讓市場在城鎮化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關鍵在於推進要素的市場化:一是給城鄉居民以更大的自由選擇權,形成勞動要素市場,使各類勞動者有平等的機會;二是改善資本市場,減少政府用行政力量扭曲資本市場;三是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場。
除了政府政策層面的偏差,執行過程中的低效,是更容易受到老百姓詬病的問題。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曾表示,現行行政管理體制的低透明度、監管不力、個人權力過大等諸多管理弊病,還給與政府投資關係密切的腐敗現象開了方便之門。這也導致某些政府官員熱衷於政府投資。
回到六和新村項目上,“那會兒說我們這是第一批,弄好了還有別的村接着弄第二批。第一批就這麼費勁,好多事兒不像想象的那麼好。”在前述那位村幹部看來,這就是城鎮化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政策是真好,下面具體實施是真不行。”
“(六和新村)這問題,你能給反映到李克強總理那嗎?”採訪最後,村民王大爺和時代週報記者開了一個心酸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