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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以來,中央已經在政策的轉型方面有了積極的探索,如保增長需要,大力推行棚戶區改造、進行共有房試點等。一旦這些政策全部到位,縱然房價再出現反彈,對經濟社會發展、老百姓居住水平的改善也不會產生多大不利影響。
如果在土地出讓金的分配使用方面再出臺一些新的政策,明確土地出讓收入必須一半以上用於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等,樓市就不可能出現反覆,市場化的樓市也就會到來了
據媒體報道,今年以來,已有安徽、杭州、無錫、天津、瀋陽、廣州等至少16個城市採取或直接放鬆限購條件、或放寬落戶條件、或採取調整公積金貸款等方式促進樓市走量。近日,瀋陽、廣州、福建等地,更被報道已事實上放開限購,但“只做不說”。加上中央提出“分類調控”思路、央行“喊話”力挺首套房貸款需求。種種跡象表明,樓市調控實質已經實施了轉型。所不同的是,在口號上還在稱之爲沒有鬆綁。
事實上,本輪樓市調控,從起步到現在,基本都是在口號中度過的,是伴隨着各種各樣的口號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的。從打壓房價到史上最嚴,從限購限貸到房產稅試點,從土地調控到金融調控,從總量調控到分類調控,從價格管理到保障房建設,直到現在出現的地方政府給樓市鬆綁。
而仔細分析一下這些口號,心裏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因爲,如果按照口號的震懾力和威力,打壓房價、史上最嚴等無疑是最令人振奮的。但是,最終出現的結果,卻與這些口號毫無關係。房價沒“打”下來,史上最嚴也沒有表現出“最嚴”的味道。到是限購、限貸這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做法,着實讓房價出現了一些鬆動、產生了一些下跌。
問題在於,將樓市調控建立在各種各樣的口號上,卻不考慮如何與市場緊密結合,與消費需求密切配合,而是任着性子來,又怎麼可能對樓市產生積極的影響呢?以限購爲例,在經歷了連續幾年的限購以後,實際上一些剛性需求也被壓制了,最終使市場出現了不該如此低迷的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市場十分低迷,但是,價格卻沒有太大的鬆動,說明限購政策並沒有發揮多少正面的作用與效應。那麼,還有多大的存在必要呢?
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關節點是,中央在今年3月份就實施了調控轉型,就提出了“分類調控”的新思路。那麼,爲什麼各級在執行該項政策時,還要堅持用口號來進行精神守護呢?爲什麼不能將調控權力下移,讓地方依據本地實際採取相應的對策措施呢?就算地方取消限購、限貸等政策,甚至託市,也不要進行干預,更不要發佈諸如樓市鬆綁等方面的口號,避免給消費者帶來恐慌。就象瀋陽、廣州等地的“只做不說”,又給市場帶來多大的負面影響呢?樓市又因爲地方政府的“只做不說”出現怎樣的反彈呢?
顯然,擔心是輿論和一些專家理論上的分析與猜測,按照中國樓市目前的實際情況,地方政府已沒有“託市”的能力和條件,也沒有“託市”的號召力與威信。特別是投機者,不會在目前這種經濟狀況下,匆匆選擇投資樓市。與其這樣,不如讓地方按照本地實際,做出一些政策調整與完善。
更重要的,從去年以來,中央已經在政策的轉型方面有了積極的探索和深度,如保增長需要,大力推行棚戶區改造、進行共有房試點等。一旦這些政策全部到位,縱然房價再出現反彈,對經濟社會發展、老百姓居住水平的改善也不會產生多大不利影響。如果中央再在土地出讓金的分配使用方面再出臺一些新的政策,明確土地出讓收入必須一半以上用於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等,樓市就不可能出現反覆,市場化的樓市也就會到來了。
也正因爲如此,對一些地方慢慢退出限購的做法,無論是相關職能部門還是媒體,都不要過多幹預和渲染。尤其不要用諸如鬆綁樓市、調控退出等危言聳聽的口號,避免產生相反的效果,引發居民的恐慌。
樓市調控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行爲,依靠口號是調控不好的。樓市調控,必須走出口號之窗、跳出口號之門,讓市場接管。至於樓市向哪個方向轉,讓地方政府依據市場需求和本地實際決定。如果強行按照一個套路進行調控,真的有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已呈現空城、死城現象的城市,有可能會引發嚴重的金融風險。作者:李明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