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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郊嘉定江橋鎮太平村54歲的沈菊英,家裏20多年前就建了“三上三下”的樓房。現在只有她與老伴,還有85歲的婆婆住在這裏。兒子一家已在鎮上購房,只在雙休日回家看看老人。她把多出來的房間進行出租。
“太平村地處城郊接合部,外來人員多,求租者不缺。現在,我的出租房統一交給村裏託管。我只定價,每個月收一下房錢就可以了。我與房客及村裏一起籤個協議就行。”從沈菊英爽朗的口吻中可以得知,她對租房託管制很滿意。
在滬郊這樣的城鄉接合地區,不少社區都普遍形成了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倒三角型”的人口結構。外來人口融入新居住地的“首環節”便是租房。滬郊一些基層村以自治爲基本理念,正在探索房屋租賃託管及積分制度,建立服務與管理“雙結合”的治理形態,促進多元人口的融合和動態平衡。
“有的村本地常住戶與外來人口的比例已達1比10。這種新的二元結構,亟須尋找新的融合治理方式。”嘉定江橋鎮黨委書記袁航這樣認爲。
記者在太平村走訪,可以看到專門的布告欄,上面寫着村裏現有可供租賃的房源、房屋所處位置、商談聯絡的方式等信息。
這就是當地正在探索的村民房屋租賃託管制度。太平村黨支部書記蘇興華對記者說,村裏5年前開始醞釀推行這個辦法。當時,村裏外來人口已大量涌入,他們首先就要租房。對於村民與外來戶口頭協商、直接交易,村裏與村民都產生一些擔心:村裏的擔心是對外來租戶的情況“不摸底”,在社會治理上容易產生“空白地帶”;村民的擔心是一旦租賃關係中出現一些預料不到的矛盾和糾紛,無處投訴和尋求幫助。
於是,村裏在自治平臺上,由新老村民“自設議題”、自主協商,決定建立託管機制,村裏可租賃的合法住房,全部納入托管範圍,由專門建立的村信息中心統一進行招租和身份驗審,出具統一租賃協議書,由戶主、租戶與信息中心三方簽字生效。租費則由戶主自定及收取。
“對於村民來說,這隻有好處,沒有壞處,何樂不爲?”蘇興華說。
村裏的治保主任王建忠帶記者到租房託管信息平臺實地參觀,相關信息全部在這裏彙集,細化到村民小組、樓組和每家每戶。“實行租房託管後,村裏的人口動態和身份信息,全部能夠進行登記並及時更新,村情民情不會出現空白”。王建忠說。
託管制更大的好處是:老村民有了保障,新村民有了更合理的選擇和服務。過去租房選擇範圍狹窄,現在房源集中,選擇更多。村幹部和村民小組的自治組務人員等,與這些出租房建立對應的服務關係,可直接落實相關的民生和公共服務。村民小組組長陸文寶說,在房東與租客之外,現在有了村組這個“第三方”通道,許多房東不便於直接說的話,比如倒垃圾等生活小節、生活習慣上的協調,可以通過“第三方”來提醒,大家的關係就會更加融洽。
在租賃託管的基礎上,太平村還輔以積分制度,在遵紀守法、環境衛生、人際鄰里相處等方面進行自治評價的積分。對高積分的新村民,除了一定獎勵之外,還可享受本村有關的福利待遇並在子女入學、推薦介紹工作等方面予以優先考慮。對於有嚴重違法行爲或極低積分的租戶,通過村民的民主協商,可終止租房協議。
“幹部考覈是指揮棒。如果說村居社區的治理任務、治理重心都已今非昔比,而對基層幹部的考覈不同步轉型的話,一定會出現治理上的脫節。”袁航等基層管理人士這樣認爲。
據他們的設想,針對城郊接合地帶的社區新特徵,幹部考覈體系改革的一個總方向是:從過去的着重經濟向着重社會管理轉變。一些村幹部說,過去每到村書記的例會,大家只講可支配收入、利潤等經濟指標,談到社會管理往往認爲是“虛的”,拿不出“實打實”的“硬槓槓”。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社會治理面臨的情況越來越複雜,需要合情合理又有效的“實招數”。比如,江橋鎮從今年開始已在嘗試對村幹部的“倒三七開”考覈體系,社會管理的權重上升到七成。計劃三年後,對村一級的幹部只考核社會管理,不再考覈經濟工作。
在總方向確定後,村居基層幹部考覈還要體現“多元主體聯動”的權重。村居黨支部、村居委員會、村居監督委員會、村民和居民代表以及各家各戶等多元主體,應在科學民主的決策流程中,形成協調、協商和監督制約的自治機制。村民沈菊英在座談中的一句話十分形象到位:“幹部應像羣衆、羣衆應像幹部”。
江橋鎮逐步形成了一個“五步法”決策體系:一是聽,聽取民意,提出議項;二是議,村黨委、村民委、村民監督委“三委”商議、各方面代表評議、戶代表審議;三是表決,戶代表大會表決形成決議;四是公開,全程公開、接受監督;五是反饋,跟蹤反饋、整改提高。有一次,一個村提出一個建設項目的議案,大部分住戶代表認爲時機不成熟,議案就未被提交到住戶代表大會上進行表決。相關的社區管理專家認爲,這是基層治理成熟的表現,在基層考覈體系中應該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