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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區域經濟概念提出已有近30年的時間,但地區協同發展一直步履蹣跚。今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重要講話並提出明確要求,這意味着京津冀協同發展已經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京津冀三地如何重新定位?產業如何轉移、承接、佈局?三地怎樣才能共同下好協同發展這盤共贏的大棋?帶着上述熱點問題,《證券時報》記者日前採訪了京津冀三地的專家學者: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京津冀規劃諮詢專家周立羣;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貴;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管清友。
中國經濟增長最具潛力區域
●連線、連片發展是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源
●真正具有創新資源和創新稟賦的是京津冀區域
●區域協同政策將第二次大範圍推進國內市場統一
《證券時報》記者:當前,京津冀協同發展已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在您看來,爲什麼會在此時將京津冀協同發展提高到如此高度?如何理解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意義?
周立羣:從表象來看,治理霧霾是重要原因,但從十八大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佈局和走向來看,背後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第一,從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看,國際市場變數增多,經濟增長乏力。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新一輪的經濟發展需要尋找新的動力源。連線、連片發展是中央創新思維尋找新動力源的新思路。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發生了全新變化,由單個城市、單個省份的發展,開始形成連片化、區域化的發展,這爲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源,也將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版圖。
第二,市場主體內在的發展需求需要突破現有的行政區劃。這也是市場化改革日趨深入的重要特徵。從表層看區域合作是政府在動員和啓動,實際上是市場主體內在的要求。企業要生存、要發展、要做大,需要尋求新的商機、新的市場,圈在一個省、一個市是不行的。企業面對的市場不是區域性的,而是全國乃至全球的,企業要不斷拓展,要進行新的產業投資、其產業鏈條在不斷拉長。企業市場主體間由協作到合作、聯動的要求越來越強,進程大大加快。同時,市場主體的需求反過來又倒逼政府積極走出去,尋求新的發展路徑,這些構成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內在動力。
事實上,京津冀區域經濟概念提出已有近30年的時間,但地區協同發展卻一直步履蹣跚,就是因爲政府和企業當時都沒有什麼動力。但現在情況卻不同了,三地在自身的發展中,都遇到了一個省市空間範圍內破解不了的問題:北京的發展已經受到了資源生態環境以及自身發展空間的極大侷限,因此,它的很多功能要往外釋放、疏解、很多產業要調整或轉移,這成爲破解它自身難題的一個突破口。天津,在經過近幾年的強勁發展後,也出現了資源不足、缺乏後勁的問題,尤其是優質資源和高端資源的不足。至於河北,一直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它面臨的主要問題除自身定位不清晰外,還受到京津兩大城市的磁吸,優質資源都被吸走了。近10年裏,河北的發展戰略不斷調整,從藉助京津兩個城市資源來發展,轉換爲在沿海地區進行突破,也就是曹妃甸和黃驊的突破,但遇到的問題很多,許多預期沒有實現。目前河北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的壓力很大,尤其是重化工業的調整,單靠其自身實力難以自救。可以說,目前京津冀都有利用外部資源來爲自己注入新動力進而支撐自身發展的強烈需求,三省市都認識到,不能再走傳統“競爭大於合作”的老路,只有合作協同、借勢借力發展、共建共享,才能破解各自的難題。
馬曉河:從戰略上講,京津冀地區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京津冀地區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乃至經濟中心,特別是在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方面是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無法比擬的。
第二,從未來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最具潛力的區域應該在京津冀。藉助對外開放的優勢,相對於京津冀而言,長三角和珠三角在過去三十多年中獲得了優先發展。但與此同時,目前國際上高端產業向發達國家迴流、低端產業向低收入國家轉移,其造成的影響長三角和珠三角比京津冀要大,因此,這兩個區域發展的潛力空間也在降低。
第三,從全國來看,京津冀是科技創新和高科技人才集聚的中心,北京和天津集聚了全國最多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未來的經濟競爭某種程度上是科技的競爭,科技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所以該區域科技創新的潛力巨大。目前,中國正在醞釀和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而調整和升級的根本就是科技創新、人才至上,在這方面京津冀更有潛力。
第四,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正處於轉型的時期,北京、天津和河北是轉型最迫切的地方。該區域是近年來PM2.5和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區域,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治理大氣污染最難啃的硬骨頭地區。
張貴:一定要站在世界前沿高度再次審視京津冀協同發展問題,不能只做5年、10年的規劃,應該放在30年或更長時間去看。這個區域集聚了中國最富有的科技、人才資源,完全可能打造成世界級的城市創新中心。目前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形勢要求我們必須要走創新之路,而真正具有創新資源和創新稟賦的、比長三角、珠三角更具優勢的是京津冀這個區域,只是我們還沒有把這種比較優勢轉化成競爭優勢、進而轉化爲現實競爭力,要實現轉化的關鍵是激活創新資源。如何激活?就要用一體化、協同發展這個重大國家戰略。一定要站在這樣的高度來看,京津冀不僅僅是這個區域的事情,它代表着我國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和方向,也必然帶來原有體制、機制的重大創新和改革。
管清友:當前習近平主席再一次把區域協同發展提升爲國家戰略,“一弓雙箭”的戰略格局初步形成。新一屆領導的區域戰略明顯不同於以往的各自爲戰、粗放發展,而是強調“全國一盤棋”,着力優化結構、協同發展。
“一弓”指貫穿我國東部一線的東北老工業振興基地、京津冀經濟圈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片“弓”型區域基本涵蓋了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雙箭”指橫貫我國東西部地區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兩隻箭連接了我國廣袤且資源豐富的中、西部地區。
“一弓雙箭”基本覆蓋了我國所有省市區,向東連接東北亞、東南亞、澳大利亞,向西連接中亞、中東、歐洲,不僅是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國際交流的重要窗口,在政治、經濟、外交戰略上均具有重要意義。
“一弓雙箭”的戰略側重點並不相同。京津冀經濟圈的政治戰略比較明顯,首先要解決的是首都的安全和環境問題;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外交戰略更爲突出,目的是解決中國的外交戰略突破問題;而長江經濟帶和東北老工業振興基地則更側重經濟效益,希望能夠成爲託底中國經濟、推動穩定增長的快速抓手。
如果說加入WTO讓中國在統一國內市場、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方面邁出了一大步,那麼,現在國家正在推進的區域協同政策將第二次大範圍推進國內市場的統一,即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打破行政區劃的壁壘,實現經濟的一體化,從而統一國內市場。
協同發展迫切需要頂層設計
●制定整體規劃、成立三省市之上的協調機構
●嘗試建立京津冀三地統一的首都財稅體制
●要真正“破冰”,要在“改”和“轉”下功夫
●建議將京津冀作爲體制改革的試驗區
《證券時報》記者: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個大命題,在您看來,破解京津冀協同發展這道難題的關鍵是什麼?
馬曉河:按照近期發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有關提法,京津冀地區在產業分工、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要建立城市羣聯動,在此過程中,重點建立城市間協調管理機制,包括市場和政府間的協調。
具體而言,京津冀或許可以借鑑法國巴黎城市羣的相關做法。該城市羣覆蓋了8個省,並建立了協調機構,該協調機構掌握了一定的公共資源,以協調城市羣和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公共設施。
京津冀是否也可以建立類似的機構?該機構應該有一定的權力,是實的,而非虛的,如可以制訂三地的相關發展規劃,協調產業之間的合作分工、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和環境治理等方面的事情。現在北京和河北之間的發展“鴻溝”相當明顯,其重要原因就是行政分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距大。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協調機構和協調機制一定要做實。
周立羣: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個大命題,要真正“破冰”,要在“改”和“轉”下功夫。所謂改,就是改革。要從根本上改革和阻礙協同一體化發展的體制障礙。企業競爭發展需要在一個大足球場,需要資源和要素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順暢流動和配置,區域市場的分割、要素流動的瓶頸是我們要破的、要改的。通過改革尤其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來推動協同、支持合作是協同發展關鍵。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尤其重要,要放開對企業的種種束縛、打破阻礙要素順暢流動的樊籬。我們看到,長三角、珠三角發展快於和活於京津冀,在前兩個經濟區域,這個阻力相對較小。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政府權力下放的問題,涉及到政府政績評價和發展成果考覈評價等一系列改革。所謂轉,就是轉變發展觀。要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不能將眼光僅侷限在本省、本市範圍內。以前搞建設論發展,是“自種自家田”、“自種自收”,今天則要求我們的發展思路要優勢互補、合作共贏。解決這一問題涉及到多方的利益,需要的不僅僅是改革的勇氣和魄力,還需要改革中協調利益的藝術。
還想強調的是,由於京津冀是中國行政區劃中最具有特點的一個區域,因此,京津冀整體協同發展需要頂層設計,這極爲重要,否則會有很多難題破解不了。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國家發改委制定出臺長久的整體規劃,以保證地區的持續發展。二是一定要成立三省市之上的協調機構。協調機構可有兩種路徑產生,如長三角是自發形成,還有就是利用政府的權力自上而下的形成。我希望在京津冀能用兩種形式結合產生協調機構。
管清友:當前,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幾個問題需要儘快落實並落地。
首先,充分發揮領導小組的作用。在我國現行行政體制下,領導人推動,專門機構協調督促落實還是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綜合考慮改革與發展的多方面因素,中央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和京津冀三地領導參加。可仿照西部大開發辦公室的經驗,作爲非常設機構,辦公室在完成歷史使命後予以撤銷。
其次,充分發揮規劃的作用。針對京津冀協同發展問題,要制定短、中、長三個時間層次的規劃,明確協同發展目標、時間表和路線圖。短期規劃建議與“十二五”規劃銜接和匹配,並納入“十三五”規劃,保證進度統一,並在2014年年內推出短期規劃,明確思路,引導預期,形成共識。短期規劃線條可以粗,但思路必須明。
再次,充分發揮改革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建議將京津冀作爲體制改革的試驗區,全國性的體制改革可以在這一區域先行先試。中央應給予京津冀更大權限,鼓勵京津冀在財稅、金融、戶籍、社保、教育等方面做更多探索,邁出更大步伐,打造新時期的經濟特區,爲下一步改革積累經驗、創造條件。這勢必也將極大鼓舞國人的士氣,增強對改革的信心。
張貴:京津冀協同發展最大的制約瓶頸,是沒有構建成一個富有活力、統一性、區域性市場。表現爲生產要素只能爲地方服務,不能爲區域服務,不能自由流動和迅速集結,生產活動不能對接協作,更不能互補互助。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四個:體制機制束縛經濟發展,地方保護嚴重;國有企業佔比比較大,民營資本比較少;特大企業比較多,中小微企業比較少;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區域性的市場遊戲規則。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現有體制和機制束縛。
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中要加快體制改革。一是改革財政稅收體制,目前在分稅制下,地方只爲一方謀福利,爲此,加大投資、爭項目,增稅收,這是無可厚非的。至於改革的方向,我們不妨大膽做些嘗試和突破,嘗試建立一個京津冀三地統一的首都財稅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各地不必爲哪個企業到哪註冊、在哪設分公司爭論不下,而是尊重企業根據自身的需求做選擇。政府的任務是要提供好的公共服務、搭建好的平臺、營造好的環境,尊重市場的選擇。當然,爲了保證首都財政的實施,還要進行第二方面的改革,即行政考覈體制改革。這涉及官員的考覈、評價、擢升等,涉及到組織部等多個部門。在對官員的考覈中要增加對經濟轉型、教育的關注,貧困人口、福利等方面的指標,這樣地方官員就會真正考慮到當地的民生、社會的良性發展,而不是隻是單純地引項目、拉企業。
應該儘快出臺“三規合一”的整體規劃,包括髮改委負責的宏觀發展規劃,國土資源部的國土規劃及住建部的城鎮規劃。整體規劃中有關項目規劃至少要明確設計到京津冀一省二市、包括河北的11個設區市這個層面,要明確各個地方的功能、產業定位。此外,還需要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作爲保障,這個組織機構要足夠權威,權力要足夠大。
三地要學會換位思考
●京津冀地區間在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方面落差很大
●京津冀協同發展對整個地區的要求是“減法”、是疏解功能
●各地要跳出當前各自的利益,從區域內角度通盤考慮
《證券時報》記者: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有自己的哪些地情?由地情所致,北京、天津、河北各自應以什麼樣的心態、姿態來面對協同發展?
周立羣:京津冀是一個高地和窪地並存的地區,地區間在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方面落差很大。這裏既包括了中國財富的高地,也包括了諸多的貧困縣,環京津有一條貧困帶。而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發展水平較均衡,發達城市在產業轉移時,由於落差不大,可以由大城市轉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轉向小城市。但京津冀地區由於落差很大,北京的很多功能要往外拓展時,往往承接的城市人員素質和產業基礎較差而導致無法有效對接。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要特別注意高地帶窪地,富區帶窮區的問題,這是一大難題。
首先我想說的是,逼着北京“割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各省市要學會“換位思考”。要多想對方需要什麼、要解決什麼問題,只有瞭解把握好對方的發展需求,對接起來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以北京爲例,北京要打造世界城市,不能孤立發展,需要一個依託體系,否則沒有根基。京津冀就是它的依託體系。北京要重新審視自己,打造世界城市,自己的依託體系非常重要,在將自己做高、做強的同時,也要重新審視如何把首都的支撐體系做大、做厚、做強。
馬曉河:在總的城市羣架構上,京津冀與長三角、珠三角不同。長三角地區是單核,上海是一箇中心,珠三角則是多核多中心;京津冀則是雙核,北京天津都是千萬人口的世界級的國際大城市,這也是京津冀的特點。
過去京津冀三地的發展都是自己管自己,先顧自己發展,不考慮是否影響別的城市發展,也不考慮是否會造成大氣污染。現在京津冀的發展到了要互相聯動、自己的發展要顧及對方和包容環境的時候,發展能對協同方產生正效應而非負效應。比如河北大量發展一些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這就會污染北京和天津;而北京和天津爲了增加GDP大力搞製造業如汽車、鋼鐵、重加工業等,這既與河北形成競爭,也造成了大氣污染。
長三角、珠三角的產業分工比較明顯、是梯度的,如核心製造、零部件製造、原材料配套。過去北京、天津和周邊的產業分工沒有那麼明顯,原因之一是北京和天津、北京和河北之間的城市發展差距太大,北京的發展有些高高在上,和周邊很難對接,其中原因既有行政壁壘也有產業梯級太大、很難配套,要配套河北只能發展牛奶、糧食、蔬菜等,在製造業上發展與京津關聯度不大的低端製造。即使是北京有些高端製造能轉到河北,河北的人才、環境、技術和公共服務也難以配套,這就造成城市之間的產業斷裂。不過,但經過若干年的發展,河北的產業已經提升檔次。所以,目前京津兩地的產業向河北遷移,河北完全可以承接。如果北京和周邊都用輕軌串起來,北京的相關科研人員可到河北等地工作就會更方便,或者北京一些人可以在北京工作,居住生活到北京的周邊河北城市。
張貴:京津冀區域內產業轉移、功能疏解、承接,要在大層面上做通盤長久的考慮。各地要跳出當前各自的利益,從區域內角度通盤考慮。一定要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在一起,北京的人口疏解出來後,北京優質資源就要相應延伸過來,如教育、醫療、養老和公共服務,同時產業也要跟過來,否則就又成了“睡城”。這裏面強調“三換”:一換是空間換髮展。北京轉移五類產業,不能光是工業製造業轉移,有部分高端產業也要轉移出來,這主要涉及增量,畢竟存量很難轉移,在增量轉移過程中,基本實現公共服務的同城化、均等化,至少差異不會太大的情況下,北京的相關產業、人口就願意過來,這方面天津比河北更有優勢,通過這種轉移、承擔,暫時緩解北京交通、人口、環境壓力。同時,天津、河北通過交換,產業得到提升,特別是河北受益最大。二換是速度換距離。我們要建250km/h、300km/h的高鐵,壓縮空間距離,實現零換程,無縫對接。高鐵是我們的優勢,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中國才能實現,我們要建設“軌道上的城市羣”,實現同城化。現在北京大餅攤得很大,生態自然破壞嚴重,無法修復,必須找到一個生態修復建設區,而與北京有一百多公里距離的保定,武清最爲合適。要壓縮空間距離,我們就要另走高鐵,不能依託現在的交通體系。這種速度換來的是經濟大格局的變化。三換是功能換未來。北京及天津的部分優質資源和功能在產業轉移過程中,要一併轉移出來、延伸出來。改變目前的單個企業轉移一事一議的現狀,要做成區域性普惠制度,要素就會自由選擇和流動,這種功能延伸換來的是同城的均等、普惠,帶來的是整個區域協同發展的明天和未來。
管清友:應該看到,京津冀協同發展對每一個地區的定位和要求是不一樣的,但總體上,京津冀協同發展對整個地區的要求是“減法”、是疏解功能。無論是產業佈局、優化,還是產業轉移、過剩化解,甚至簡政放權等方面,趨勢都是“減法”。
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是做減法、化解過剩產能是做減法,河北的思路也需要轉變爲做優做強企業、吸引民營企業、吸收民營資本等方面,而不是繼續延續過去的鋪攤子、上項目等“加法”。推進區域協同發展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而是整體要做減法,降低各地對市場設置的行政性限制,確保商品、資本、人口的自由流動。
產業要有分工不能同構
●北京主要涉及五類產業的轉移
●天津可以定位於發展現代裝備製造
●河北在承接京津功能疏解的過程中需要差別定位
《證券時報》記者:現在北京已有企業轉移到河北,河北一些城市也興建了一批產業園區,準備承接、對接北京轉移出來的產業。在您看來,京津冀三地的產業應如何轉移?過程中應該注意什麼問題?三地功能如何定位?產業又應如何重新佈局?
馬曉河:在城市定位方面,要把京津冀建成中國最具增長潛力的世界級城市羣,產業要有分工,不能同構。
目前來看,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產業都應該重新定位。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世界級古都和現代化特大城市,因此,應該將重加工、污染的化工、鋼鐵產業遷出北京,定位爲國家重要的交通樞紐(包括鐵路、高速公路、航空),高端的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地,研發軟件服務,重點發展金融、商貿、文化旅遊甚至一些現代服務業。總而言之,北京的產業結構不能重型化,有些零部件不應在北京生產,如重加工、汽車零部件都應該向周邊分散,將來就是個研發地、科技孵化基地,以此向周邊輻射。
天津可以定位於發展現代裝備製造,包括電子信息、汽車、醫藥化工、新能源、環保設備、國際航運、物流等。
河北首先是綠色和生態的農產品生產加工基地,爲北京和天津兩個大城市提供優質農副產品;其次是先進製造而非落後製造,即不能有污染,還包括爲北京和天津的發展留下一些後備空間;另外一個核心的功能定位是保障北京和天津的生態,尤其是北部,要建立生態屏障。
總體來說,河北既是京津的後花園、旅遊休假地,又是產業轉移承接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基地。而且,河北的先進製造並非要新發展,而是從北京和天津轉移過去,其原來本身的製造業,一部分落後的可以淘汰,另一部分通過改造升級變成先進製造。現在河北的問題是產業太重,鋼鐵、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等產業的排放太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應該把鋼鐵、水泥、燃煤、化工等污染大的產業逐步淘汰,之後再承接北京天津轉移過來的輕型產業,即淘汰一部分、承接一部分。
在產業鏈分工方面,國際產業分工像個微笑型曲線,中間低兩邊高,其中左邊是研發設計、標準制定等,右邊是市場銷售、品牌服務等,中間是加工製造。在這些產業鏈結構中,很難說北京和天津誰在左端誰在右端,要按照各自的比較優勢來定,一邊是產前一邊是產後。因此,從分工上講,北京和天津應該是在微笑型曲線的兩端,河北在中間,淘汰落後工藝及落後的製造業,發展先進工藝和先進製造業。
管清友:以河北來說,河北在承接京津功能疏解的過程中需要差別定位。
首先是推動京津冀沿海大自貿區建設。把河北東部沿海經濟帶納入京津冀大自貿區,培育河北最核心的經濟增長極。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港口作用,主動對接京津、尤其是天津濱海新區,儘管天津港的自然條件不如河北的一些港口,但是天津港的腹地比河北港口大很多。
其次是重點建設京津周邊的衛星城建設。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宜搞什麼副中心的名頭,而是打破行政層級,發揮本地比較優勢,因地制宜發展生活、旅遊、休閒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在城際鐵路的連接之下,中小城鎮可以成爲京津人口轉移的首選地。
三是明確張家口、承德等地的生態功能、旅遊城市定位。藉助京張聯合承辦冬奧會、國家大力治理環境污染的優勢,加快生活、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迅速爲這些城市打上生態、旅遊的標籤,吸引高端人羣居住創業。
張貴:產業轉移,即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我認爲天津五年後也會像北京一樣,遇到城市功能疏解的問題,因此需要通盤一併考慮。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主要涉及五類產業的轉移:一是三高一低產業,主要是二產,2013年它在北京整個GDP佔比不到1/5,產業轉移不能僅盯着這塊,畢竟其體量太小,即使全部給河北其帶動作用也十分有限;二是具有一定附加值和無形資產的產業,高校、醫院、養老等;三是附加值不高,但能夠引來大量人口流動和集聚的產業、如動批、大紅門等區域性批發市場;四是,一部分央企、外資的總部;五是一部分行政事業單位,主是是非首都功能性的,這部分很少。產業轉移主要集中在前四類,這些產業中哪些是真正適合區域發展的?並非目前看到的將大紅門遷到白溝、凌雲遷到河北邯鄲這般簡單。以後者爲例,我認爲這並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因爲凌雲屬於“三高一低”的企業,搬到河北邯鄲只是解決了霧霾晚幾個小時到北京的問題,從根本上並不解決問題。這樣的企業不利於北京、也不利於河北,其出路是關停並轉,這裏的“轉”包括轉型與轉移兩個含義。至於爲什麼還有地方承接它,這恐怕是市長、縣長的選擇,不是市場的選擇。
周立羣:就京津冀的產業轉移來說,實際上有多種形態:一是實體產業和存量整體轉移,如首鋼整體搬遷,這是個產業平移的過程,當然在轉移過程中產業也要升級。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京津兩城市會有部分產業平移,河北要做好這部分產業的承接。二是,產業鏈延伸。總部不動,其生產基地向外延伸,這是一種增量的擴張和延伸,這種情況會比較多,天津、河北對接要特別注意這個環節,三是,功能拓展。北京需要強有力的區域網絡和服務體系,功能的拓展和相互對接,不僅可以放大首都功能,也把津冀的功能釋放出來了。
針對產業轉移的不同形式,要做好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的產業承接點、產業延伸點,功能拓展點,這是個共贏的過程。不要想着掏空北京,實際上這是做強北京。要做到這點,我們的視野就不能是本市、本省的,必須有一個區域觀,準確把握京津冀的需求。
創建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
●應該有選擇、有重點、分步式地推進
●必須建立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
●核心問題是處理好京津雙城關係,唱好京津“雙城記”
●長期看必須分清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證券時報》記者:在京津冀三地,其功能定位明確後,在協同發展路徑選擇上,還應該注意什麼問題?
管清友:京津冀協同發展,當前急需政府打破行政區劃對基礎設施的壟斷,實現交通一體化。這裏需要強調一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短期看,中央高層的推動、發展規劃的出臺意義重大;但長期看,必須分清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當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打破行政區劃對基礎設施的壟斷,實現交通、設施等一體化,並且按照產業和城市發展規律制定戰略性產業規劃,而在其他絕大多數微觀經濟決策上,更需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張貴:目前,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還沒有出臺,一些地方的一些城市就迫不急待地出臺了自己的規劃,如前期河北某些地方,這是不合適的。因爲,在頂層設計沒有制定出臺之前,地方擅自出臺自己的規劃,容易形成市場的不確定性導向,帶來不確定性的信息。在頂層設計尚未出臺這段空白期,地方不要急於出臺什麼規劃。地方政府現在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冷靜思考一下自己到底能做什麼,自己有什麼、自己缺什麼、自己的優勢、劣勢在哪裏?北京願意轉什麼?自己願意接什麼?這個要想清楚,搞明白。
京津冀協同發展再次啓動,就不能重複原來的開發模式,一哄而上,跑部進京拉項目,相互砸價,惡性競爭。但目前來看,有些地方還重複着30多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場景,園區飢不擇食地找項目,項目落地後發現與園區定位並不吻合,造成土地、資本、人才資源的浪費和破壞。
在三地在協同發展過程中,不能一哄而上、全面開花。應該有選擇、有重點、分步式地推進。這方面國外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有重點分步推進的好處在於,不至於走過多彎路,能集中精力辦大事。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各地信息應該公開透明,如,北京可建立信息平臺,信息公開披露,明確自己要轉出什麼?河北也可以信息公開,明確自己要承接什麼?不承接什麼?一定要有一個清單,特別是不承接什麼,這個是政府可以做的。另外,要把自己的承接能力提高上去,加快園區配套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這是地方政府現在可以做的,是利地、利民的事情。
京津冀協同發展這盤棋不是在幾個月、幾年能夠下完的。世界大城市都市圈的發展歷程表明,這一般要經歷30年的調整才能到位,甚至有的長達50年。如果我們急於2、3年或5年任期內搞起來,因爲太快、沒有充分思考,沒有充分論證,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事與願違。因此一定要慎重,要冷靜。
馬曉河:首先,實現三地協同發展必須建立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路水電氣網都應該按照城市羣內部統一標準建設,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也要考慮在三地之間的可轉移可接續問題,這實質上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怎麼實現同城化。
在產業發展方面,河北在淘汰一部分高污染產業或落後產能的時候,要迅速承接一部分從北京天津轉移過來的先進製造業,填補相關缺口,以避免產生相關的經濟社會震盪。如果這個缺口填補不及時,河北的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影響。目前來看,此項工作還沒有建立起來,應該抓緊進行協調。
周立羣: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京津雙城關係。要打好京津冀這張牌,首先要唱好京津“雙城記”。京津雙城關係在整個京津冀乃至環渤海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是最關鍵,最核心的,需先行,通過京津雙城的聯動,來帶動河北的發展。此外,要鼓勵三省市、一直到區縣的協同探索創新,激發市場的活力,真正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京津冀地區國有經濟比重較重,政府管理部門密集,而且層次較高,如何打破這種格局,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讓區域內要素順暢流動,也是一篇大文章。破解這個難題,需要大力培育市場主體,發展民營經濟的衝擊力,激發市場活力。
設立基金爲區域發展提供資金保障
●設立京津冀協同發展基金
●建立三地統一的產業轉移和共建基金
●建立產業創新基金
●儘快醞釀和謀劃建立生態補償基金
《證券時報》記者: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產業轉移、公共設施共建、環境治理等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您認爲,如何解決這些資金需求?
馬曉河:能否從三地的GDP或財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設立京津冀協同發展基金,專門用於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如城際間的管網、鐵路、輕軌、高速公路及信息聯通等,以避免出現橫在城市間的“鴻溝”,爲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先行的交通一體化提供資金保障。
張貴:應建立三地統一的產業轉移和共建基金。資金主要有五個來源:京津冀三主體、中央和市場。如河北承接北京轉移過來的產業,應該兩地共建產業轉移基金,由於京津冀區域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發展,應該由財政轉移支付一部分,做基本的公共產品,還有就是公共服務向社會購買,即藉助市場的力量,引導大量的社會民間資本進入,他們最知道市場需求在哪裏?也是最富有效率的。
還有,要建立產業創新基金。京津雙城聯動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而京津最核心的是科技新幹線,要將京津打造成創新共同體。這裏涉及到的是28個省級以上園區,23個城鎮,國土面積達8000多平方公里,這是個核心區,優質資源都集中在裏面,能否將之打造成世界級的科技產業帶,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而要打造世界級的科技產業,就要建立產業創新基金,通過基金的運作來激活資源,引領創新。基金的發起人可以是政府,也可以引進戰略投資者,採用市場化運作,基金主要投向新能源、新材料、機器人、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裝備等產業,這決定着中國的未來。
周立羣:協同發展意味着三地的產業轉移和要素流動將加大,同時對環境的共同治理力度也將加大。爲支持這一變動需要金融支持,應儘快醞釀和謀劃建立區域性產業轉移或合作基金和生態補償基金。通過這一途徑動員、籌措社會資源,支持區域發展。同時這也一個區域金融創新的契機,與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一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與引導下,基金的設立籌措主要依靠市場,包括社會資本以及國際資本,基金採用市場化方式運作。我們現在完全具備這種能力,社會資金很多,只要機制健全,基金的規模能夠做得很大,將有力地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進程。(國際金融報、證券時報聯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