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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爲、有所不爲”,“要什麼,舍什麼”,這對於北京是一個重大課題。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曾表示,下一步要促進各區縣差異化發展。去年12月,北京市市長王安順在市委全會報告中指出,對於產業調整,要搞清楚“要什麼,舍什麼”,加強規劃引導和統籌協調;一般加工企業和服裝、建材、小商品等批發市場要實現騰龍換鳥。
市領導的這些重要“思路”,無不體現北京產業調整的重要性。專家指出,產業規劃能夠指引人往哪兒走,資源往哪兒集聚,在環境污染、交通擁堵、資源短缺等“城市病”面前,合理的產業規劃纔是解決“城市病”的關鍵,建設“緊湊型城市”能緩解“城市病”。
“有所爲、有所不爲”,“要什麼,舍什麼”,這對於北京是一個重大課題。專家指出,產業規劃能夠指引人往哪兒走,資源往哪兒集聚,在環境污染、交通擁堵、資源短缺等“城市病”面前,合理的產業規劃纔是解決“城市病”的關鍵,建設“緊湊型城市”能緩解“城市病”。
觀氣色
“產業都在這,人當然會來”
“北京城市大機會多,但太擠了,房租又貴,這城市也沒什麼好的。”某論壇上,一個外地姑娘如是抱怨。這一抱怨,引來無數共鳴的同時,也遭到北京本地人的“反擊”:那你怎麼不回你的老家呢?
這樣的爭論,幾乎在每一個“吐槽”的論壇都出現過。事實是,北京確實人越來越多了。
據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2013年2月公佈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市常住人口2069.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0.7萬人。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在去年全國兩會上表示,從1990年到2011年的21年裏,北京差不多增加了1990年一個北京城的人口。而從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增加了637萬人,是前一個十年增加人口數量的兩倍多。10餘年來北京外來人口翻一倍。
人爲什麼會來,原因不難探究。北京產業多,很多頂級產業與資源聚集,產業的吸引力自然會讓人口增加。如果產業規劃沒有層次,什麼產業都不願意捨棄,就不能簡單地“怪什麼人都來”。
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人口的速增,規劃卻未能跟上腳步,於是“產業”和“住宅”被分開了,職住不平衡造就了通州、天通苑等“睡城”,交通壓力又大了。
各區縣在執行規劃時的“各自爲政”,一些低端產業的疏於規劃和管理,更破壞了規劃的整體性,給城市“添堵”。
聽聲息
上班地方離家近點就好了
家住大興黃村的張先生,上班地點在西北三環附近,每天先坐地鐵再換公交,速度快點單程1小時40分鐘左右。
他經常會說,“最累的就是在路上,但已經算幸運的了,至少有地鐵。”因爲如果開車,2個小時也到不了公司。
對於規劃方面的事情,張先生說,“不太懂,但要是規劃的寫字樓離家近點就好了。”他說的寫字樓,其實就是提供上班場所的地方。“如果北京大多數人上班不用滿城跑,可以離住所近一些,交通不就沒那麼擁堵了嗎?還減少汽車尾氣污染呢!”
然而更讓張先生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媳婦有時候要去買東西,無論高檔的還是一般的,都要去市裏,因爲大商場在市裏,而一些批發市場比如動物園、木樨園,也在市裏。”
在動物園、大紅門等一些批發市場傳出要外遷時,曾經引發很多爭議,很多人並不願意搬遷,不過張先生立場不同,“一來市區沒那麼堵,我們上班暢通點,二來如果遷到郊區,萬一遷到大興呢,還能帶動我們郊區的經濟發展呢!”
持這種想法的,不止張先生一個。豐臺區麗澤商務區附近的居民,盼望麗澤商務區的真正開業,已經很久了。
“誰都知道,這裏要發展成金融區,以後這裏的房子肯定漲價,環境也會變好。”附近居民王明說,“可以拿金融街對比嘛,如果麗澤成爲第二個金融街,我們這裏就變高端了。”
問症狀
區縣產業現同質化競爭
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原祕書長、高級規劃師高毅存說,北京產業最近這些年調整很大,佈局也優化很多,重化工企業比如首鋼遷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他表示,由於早期規劃不夠長遠,所以一些重工業安排佈局不恰當,導致了今天的空氣污染嚴重。北京是一個大城市,“要養這麼多人,不可能沒有產業,但有些產業佈局有問題。”
高毅存說,比如房山的煉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也是利稅大戶,在GDP指標下,很難退出,但是煉油廠對環境的影響不可低估。
區縣產業同質化競爭加劇,同樣是規劃佈局不夠長遠的結果。比如麗澤商務區建好後,與金融街的功能定位如何區分?怎麼做到差異化發展?
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主任、教授呂斌說,“不光是北京,很多城市都搞金融,搞了20多年了,朝陽區的CBD到西二環,前後一公里,就有很多功能重合,豐臺區也要搞,蓋很多樓。這些商務區不是說銀行取款點,一公里就得有一個的。”
高毅存也對區縣同質化表達了同樣的擔心,“一下子出來一大堆BD,北京就既有金融街,又有麗澤商務區,還有東四環環渤海總部商務區,最後就會搞不清誰叫CBD了,誰也發展不好。”
摸脈象
治理低端產業勿一刀切
針對產業分配不合理帶來的污染問題,高毅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將來應多發展服務業,着力扶持無污染的產業,傳統農業逐漸轉化爲觀光農業、現代農業,工業要逐漸優化,污染嚴重的退出北京。”
而對於城區內吸引大量人流、物流,造成交通擁堵的小商品市場,政府已經在行動。這是專家希望看到的,同時也期望政府不採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
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孫碩表示,動物園批發市場的批發業態將從中心城區遷出,剩下的不是所有的服裝都一刀切。目前北展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還處於準備階段,不設具體時間表。目前還處於市場調研、專家論證、協調準備、政策研究階段。
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原祕書長、高級規劃師高毅存表示,小商品市場在一定歷史階段,起了積極的作用,在經濟不太發達時,給百姓帶來很多便利。他建議,不妨從提高經營模式、經營檔次和規範化入手。
呂斌建議,有的市場可以保留,但有一個前提,首先要符合安全標準、衛生標準,不能成爲城市裏藏污納垢的地方,失火時消防車都進不去,“不要一刀切都清走,要留一些文化氣息、一些便利,讓城市人有可溜達的地方。”
中藥方
區縣根據自身條件主打不同產業
1 【功能配置】
北京應建緊湊城市
無論是在市民、專家包括政府的認識中,職住不平衡都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職住不平衡,也正是產業佈局的不甚合理造成的。有的是總體規劃做好了,區縣執行時卻走偏。
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主任、教授呂斌對此給出自己的“藥方”:一定要建設緊湊型城市。
何爲緊湊型城市?呂斌說,不是指要把北京建設成爲一個建築密度很高的城市,而是縮短通勤距離,比如在產業園區周圍,較短的通勤距離,或者在公共交通能方便抵達的地方就有住宅。
他分析說,交通擁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功能配置的不合理性,特別是主要功能的配置不合理。產業佈局和房地產的開發,就經常脫節,開發商只管我能在哪兒拿地,產業也是,但沒考慮交通,人是流動的,造成了當下潮汐式的交通特別厲害。要調整產業佈局,不能像現在這樣,中心城商業化商務化,文化設施很多,而郊區卻很缺乏。
建設新城,是能有效做到職住平衡的一個契機。呂斌說,在建工業新城時,初期可以產業爲主,但最好是同步建設住宅,基本上要做好配套。工業佈局時,要配套生活服務設施,“前院上班,後院住宿,這很難,但要有個緊湊型城市的概念,城市基本功能齊全,生活便利,通勤要近,大運量的交通系統去支撐。”
他進一步強調說,這個城市,攤大餅不能太大,工業一定要拿出去,緊湊型的新城組團特別重要。
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原祕書長、高級規劃師高毅存提出類似的建議,他同時建議,政府應帶頭外遷,做到功能分解。
“我們早在20年前就提出在通州建立副中心,我覺得這事應該政府先帶頭,而不是商家帶頭,政府機構帶頭外遷,資源自然就會跟着外遷平衡,所以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就要從上邊下決心。”高毅存說。
值得欣慰的是,通州副中心近期再次被北京相關部門提起,如能早日實現,對破解“城市病”將有不小的貢獻。
2 【去同質化】
區縣主打不同產業
16區縣有不同的稟賦和條件,針對區縣同質化發展問題,高毅存表示,“最好是每個區縣根據不同的自然條件和歷史文化,主打不同的產業,路走得更長,否則城市的區縣內部競爭,最後就成了惡性競爭。”
除了對金融業的熱衷外,其實北京不同區縣在旅遊業的發展上也非常趨同。
“如果一個區縣搞了音樂節,其他區縣也跟着搞,都分不清楚是哪個區縣的特色了。”高毅存說,北京平原地區和山區有很大的不同,山區和淺山區根據生態發展旅遊,相對來說做低強度的開發,不要過度強調GDP,能夠生態涵養爲主,不要所有區縣下同樣的GDP指標。
“都以GDP衡量,很多區縣就死掉了,而且沒有更多的想法,就同質化了。”高毅存說,軟實力做得好,貢獻不見得小,“不以GDP論英雄,纔會更加差異化。”
呂斌對於區縣同質化發展的建議是,“所有的功能,都應該有邏輯,該做多大的規模都是有規律的,什麼樣的城市就有什麼樣的職能,不能一味效仿。”以金融服務業爲例,呂斌說,“很多功能不能因地制宜,考慮不全面,總部經濟憑什麼都到這裏來,全世界500強都來北京,不可能,都來了也用不了這麼多商務區。”
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很多小城鎮也按大城鎮的做法去做。呂斌說,“城市的功能,是有體系的,有層次的,要合理地去考慮功能,配置定位。”
西藥方
產業調整後及時轉換城市功能
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國家都經歷過“城市病”,只是程度輕重不一樣而已。面對產業佈局不合理帶來的“病症”,西方國家如何“下藥”呢?
“大家都差不多,比如當年工業化最盛時,都有相同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以後,基本上開始進入後工業化階段,也未必就是高端,也有無奈,因爲人口的紅利,加上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都發展起來了,西方國家開始明顯地退二進三。”呂斌介紹說。
及時抓住時機,進入後工業化,在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時,及時調整城市功能,這是西方國家的普遍做法。
呂斌說,他們不是主動關掉一個工廠,不是說工廠轉走就轉走了,西方普遍的做法是,及時謀劃,“運用了這樣的機會,把原來的城市空間不合理的地方,抓住機會調整合理,原來有工業沒有服務設施的地方,及時跟上,增加公共空間、學校、綠地等。”
美國波士頓的產業調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波士頓的港灣,以前曾經全市碼頭、倉儲區,大都用作物流倉儲。在後工業化時期,訂單經濟興起以後,採取終端配送方式,不再需要倉儲,波士頓及時將倉儲區改建爲清水的文化設施、遊樂設施。上世紀80年代,波士頓海灣沿線都建成了濱水空間,非常漂亮。
日本橫濱的三菱造船廠,歷史上也很有名,一度造船業歇業了,企業用地退二進三,也可能隨便換一個功能,蓋房子賣。橫濱政府,允許調整功能,但是整個功能必須符合城市整體規劃和需求。
呂斌說,拿北京來說,“比如首鋼搬走了,不能指望首鋼自己調整功能,北京西部功能如何提升,需要更高層面的統籌。”
同理可證,北京核心區的小商品市場搬走了,剩下的幹什麼,要綜合考慮,“對整個城市空間而言,這一片到底缺什麼,就補什麼。”要站在更高視角規劃,不能趕走了,就蓋一個高端住宅。
在新加坡,寸土寸金的地方,2003年修改上世紀90年代的規劃時,就把圖上畫的樓拔掉,變成廣場綠地,也增加了底商,而缺的面積加蓋在別的樓上。
呂斌說,要避免總部經濟蓋得越多,老百姓離北京越遠。世界上的CBD,樓下都有底商,有公共空間供老百姓活動,“而不是兩個保安站着”。
關於產業的調整,呂斌說,北京還有一些新興產業空間有待挖掘,可以學習西方國家,搞活空港經濟,比如順義機場周邊的發展,將來第二機場周邊可發展一些高端的全球化航空經濟以及信息化產業等。
T12、T13版採寫京華時報記者孫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