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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在廣州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局長李俊夫向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做了落實《政府工作報告》目標任務情況的報告。在提到明年工作的打算時李俊夫表示,明年要以建立住房長效機制爲重點,加大住宅用地和普通商品住房供應,探索逐步取消限價、限購等行政干預措施。
不巧的是,也就在同一天,住建部部長姜偉新在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要強調調控的針對性。針對房地產市場出現的新情況,更加註重分類指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要從嚴落實差別化住房信貸稅收和住房限購政策。房價開始下跌的城市,要注重消化存量,控制新開發總量。
住建部長的話算是老生常談,沒有引起媒體的過分關注。廣州國土局長的話則迅速引起廣泛的傳播和關注。媒體報道之後,廣州國土局又重申要嚴格執行限購。記者25日致電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宣傳科教處工作人員高先生表示:“局領導是說明年探索逐步取消限價、限購的措施,而不是明年取消限價、限購。明年廣州樓市的政策方向,肯定是按照住建部的要求,嚴格執行限購政策。嚴格執行限價、限購和探索未來取消限購的長效措施,二者並不矛盾。”
住建部長的話和廣州國土局的態度都意味深長得很。從住建部長的話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政府既怕房價漲得太快無法向滔滔輿論交代,又怕房價下跌導致地方債和金融危機——而後者無疑是更深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廣州國土局的態度裏,顯見現行限購限價等樓市調控政策已經成爲燙手山芋,令相關部門騎虎難下。限購限價限貸等政策,事實上形同築大型水壩,兩三年下來,水壩內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庫容,而且還將越蓄越多。任何時候拆壩,都將有可能導致房價飆漲。而不拆壩嘛,與市場規律背道而馳,與三中全會決定的“市場決定性支配資源”南轅北轍。而且,誰都知道,早拆壩早好,否則,反彈性的能量積蓄會越來越大。
從現代經濟的發展來看,一個最基本的世界性的規律是:人和企業都是往房價高、錢價高、人價高的方向集中,而不是相反。尤其是在房地產高度金融化的今天,高房價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反映區域競爭力!在全世界住房都高度金融化的今天,房屋升值不僅是百姓財產性收入的基礎,也是向銀行融資唯一工具。向銀行融資,實質是借別人之力發展自己!房價越高,融資能力越強,借力越多,雖也推高房租擡高創業門檻,但正大於負,是爲上算。
溫州是借高房價向銀行融資借外力發展的典範。今天溫州房價下跌最像當年日本,非因房價太高導致房價下跌並致經濟衰退,而是因經濟和民間金融危機導致房價下跌。不必擔心,溫州大量資金早已靈魂脫殼在外發展,民間金融危機過去,溫州房價還得上來。這是與鄂爾多斯一類供應嚴重過剩的鬼城根本不同之處。
新華網的一則新聞似乎驗證了我的上述判斷,新聞說:溫州房價遭腰斬真相:禍根是債務危機加跟風降價,2013年溫州樓市,給人們提供了一面理性反觀的鏡子。民間債務危機在樓市背後猛擊一掌,在危機的衝擊下,資金鍊斷裂。由此,樓市暗流涌動、悄然颳起降價風。6、7月,某小區8個大樓盤大降價成導火索,從此全市打響殺價“價格戰”。
從上述意義上來說,取消限購對區域發展一舉多得,既能取得先發制人的發展優勢,又能坐實市場經濟之實。
但在其它大都市羣都還在按兵不動的情況下,率先取消限購等行政措施也有風險,就是全國範圍內早已虎視眈眈的購買力有可能短期內蜂涌而至,尤其是其中不少投機性需求,它們驟聚驟離會給地方經濟社會帶來不應有的振盪,尤其是當其它地方也隨後逐步取消限購但房價尚未大漲的時候,資金有可能從前期上漲的城市撤離。
因此,短期內任何一座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超大城市取消限購都不大可能,要取消,也應該是在鼓勵房屋持有的基礎上,幾大都市羣同時行動。
至於所謂的“房地產長效調控機制”,最好的辦法就是尊重市場規律。不管採取什麼行政手段,最後一定要受到市場規律的總結算。早遵從市場規律,就會早一點達成供求平衡,進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平衡發展。反之,除了阻礙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簡單粗暴的行政調控手段別無貢獻。(童大煥作者爲著名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