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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為石堅同志近照傅桂鋼攝
1948年年底,平津戰役最後決戰前夕,我在《冀中導報》任電訊編輯科科長。那天我從前線采訪回來,《冀中導報》副社長、總編輯董東找我談話,說中央准備在即將解放的大城市天津成立《天津日報》,我們《冀中導報》的大部分同志都要去《天津日報》。我聽了,非常興奮。我生在農村,以前最多到過保定城,天津這個大城市僅僅是聽說過,現在很快要去了,心中很是向往。
不久,我們就和從《華北人民日報》、《冀熱遼群眾日報》、《新保定日報》調來的一批同志,在素有『北方蘇杭』之稱的勝芳鎮會合了,其中有王亢之、朱九思、范瑾、董東、邵紅葉等資深的新聞工作者,還有一批剛從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學生運動戰線上撤下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大家齊集在勝芳參加培訓,待命入城。當時正是隆冬,大清河結了冰,但小小的水鄉卻熱氣騰騰,充滿了春天的氣息。我們學習黨的城市政策,學習城市生活知識,包括進城後怎麼走路、怎麼用恭桶等,當時覺得大城市生活很神秘,尤其不能理解馬路中間還有『崗樓』,走路還要繞開『崗樓』。那時耳朵裡聽到的盡是新鮮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亢之在培訓時說的一席話:『天津是全國著名的大城市,我們過去了解農民,不了解工人,進城後我們要了解本階級,宣傳本階級……』『本階級』這個詞是我第一次聽到,指的是工人階級,我是農民,參加革命後也成了工人階級,所以叫『本階級』。還有一個人的講話讓我終生難忘,那是黃敬(解放後天津市第一任市長)在勝芳張家大院的戲臺上對我們發出的要求和警示:『我們進城後要衣冠不改舊家風,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我們從勝芳一早啟程坐卡車奔赴天津,傍晚到達郊外西營門時因道路擁堵就徒步往城區走,一路上看見很多用白粉畫的、磚頭壘的圈圈,寫著『小心地雷』,也有解放軍站崗提示:『注意,別踩地雷!』到夜間纔走到了和平路,當時叫羅斯福路,然後找到新華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舊址,在那住宿,當晚興奮加警惕,一夜沒睡覺。
第二天,《天津日報》副總編輯范瑾在多倫道一座別墅裡給記者開會,分配采訪任務,給我的任務是帶領兩個大學生孟帆和高靜到南開大學采訪學生們歡迎解放軍進城的情況。孟帆本來就是南開畢業的,回到學校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學生們喊著他的名字,一次次把他拋向空中,對高靜也很熱情,對我卻很冷淡,他們的態度使我感到奇怪。孟帆似乎覺出了什麼,就向學生們介紹說:『他是老八路、游擊隊!』大家立刻變得十分熱情。原來,學生們把我當成特務了,因為當時他倆都穿著軍裝,顯得很精神,而我穿著妻子做的粗布棉襖,腰間紮著一條皮帶,還別著一把手槍。誤會解除,我很快跟學生們打成一片,參加了他們組織的歡迎解放軍的游行,游行隊伍從甘肅路經濱江道到勸業場,大家載歌載舞,沿途也有不少群眾加入,由於人多,采訪結束,我和他倆走失了。我向一個黃包車夫問路,他問我:『你去哪國地?』我說:『怎麼還哪國地?我去中國地。』他猛然明白過來,高喊著:『都是中國地了!都是中國地了!』又用拳頭捶著自己的腦袋說:『奴隸性!奴隸性!』我們采訪的南開大學學生和群眾游行歡迎解放軍的消息,很快就見了報。後來,跟車夫問路這個細節時常出現在我的記憶裡,我就寫了一篇《這是中國地》,收在《大地的風采》一書中。
1949年11月,新華社獨立,我被調到新華社天津分社,歷任記者、采編主任、副社長、社長。
1960年4月,組織上決定調我到《天津日報》任副總編輯,我一聽又回《天津日報》了,十分高興。第二年擔任總編輯。這段時間直到『文革』前,是我從事新聞工作最愉快的時期,也是《天津日報》歷史上較好的時期之一。我最滿意的是和編委會一起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黨的辦報方針,使《天津日報》成為宣傳黨中央精神、貫徹市委意圖的有力工具,得到市委的高度信任。同時,在報社內部,大家心情舒暢,精神振奮,積極進取,使報紙面貌一新,不僅報道了各條戰線上的新生事物和先進典型,而且發表了不少好的評論,一批文章被《人民日報》轉載。
永遠難忘的是1960年4月底的一天,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把我叫去說,毛主席要和天津人民一起歡度『五一』國際勞動節,經省委研究,這次宣傳報道,由省市新聞單位聯合采訪,你統一組織,一定要搞好。我那時剛剛調回《天津日報》,懷著既興奮又倍感壓力的心情接受了任務。當時各新聞單位都派出了最強的記者參加報道:新華社分社政教組長黃人曉、攝影部主任田明;《河北日報》政治部主任傅克非、攝影記者奇捷;《天津日報》工業部主任方放、評論員張虎剛、攝影記者畢東;天津廣播電臺范寶祥。5月1日上午,我把這些同志召集在一起,傳達了省委和市委的指示,大家個個喜形於色,我們確定了分工,每個人都表示一定要把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報道完成好。
『五一』這天,天津全市洋溢著節日氣氛。上午,一列列的慶祝隊伍,穿著節日的盛裝,從四面八方來到海河畔的『五一廣場』,期待著幸福時刻的到來。12時55分,在《東方紅》樂曲聲中,毛主席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劉子厚等黨政軍首長陪同登上主席臺,全場立刻沸騰起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劉子厚講話後,毛主席檢閱了游行隊伍。在大會召開過程中,參加報道的記者展開了緊張的工作,會議結束,立刻投入寫作,消息、通訊都寫好了,照片也洗印出來了,我立即拿到劉子厚家送審,省委、市委領導集體審閱稿件並挑選了照片。晚上,報社編輯、校對、檢查、工人都提前上班,我和值班編委李力等同志商量,由美術組長黃克靖寫了『頂天立地』的特大標題,又配發了包括新華總社呂厚民抓拍的一共四幅照片。報紙付印後,人們都不離開,雖說一夜未眠,但個個精神抖擻。王亢之又打來電話,轉達陪同毛主席一起來津的楊尚昆同志的囑托,讓報社送50份《天津日報》,由楊尚昆轉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1964年7月29日,是《天津日報》前進中的一個新起點。這一天,毛主席為《天津日報》重寫了報頭,這是他老人家為地方報紙重寫的第一個報頭。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同志收到毛主席重寫的報頭後,就在乾部俱樂部大禮堂召開的市委工作會議的後臺,請市委領導傳看,並讓辦公廳把我叫去,我並不知道什麼事,只見書記們個個喜形於色,曉塘同志把一張宣紙交給了我。我一看,原來是毛主席為《天津日報》重寫的報頭,在幾個大字下面,毛主席又用鉛筆寫了一封信:
萬曉塘同志:天津日報報頭寫得很不好,現擬重寫過。送上重寫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寫過。如你們認為可用,則在國慶節改換為宜。
毛澤東七月二十九日
我高興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書記們一再說,這是毛主席對《天津日報》的關心,也是對全市人民的鼓舞,叮囑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信中說的在『十一』改換報頭,並把毛主席的墨寶作為重要文物珍藏好。我立刻中斷參加會議,回到報社把這一喜訊告訴同志們,大家反復學習毛主席的信,個個激動興奮,表示一定要把報紙辦得更好。根據毛主席的囑咐和市委指示,1964年國慶節這一天,《天津日報》更換了新報頭,一直沿用到今天。
1966年,『文革』開始了,4月16日《北京日報》以四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對鄧拓、吳?、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材料。鄧拓是王亢之的老戰友,我和鄧拓於1958年相識,他曾鼓勵並親手審改我為《人民日報》起草的幾篇社論,1966年3月鄧拓來津時還兩次到《天津日報》座談半工半讀和技術革新問題,當我看到《北京日報》的內容請示王亢之我們是否轉載時,他用擔懮的口氣說:『但願老鄧沒什麼問題。』誰知過了不久,鄧拓就含恨離世,而王亢之同志,過了幾個月,也含冤死去。包括我在內的《天津日報》的很多同志都被關進『牛棚』,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浩劫。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9月,我恢復了總編輯職務。不久,一位記者采寫了一篇天津市公安局廣大乾警要求為打入敵人內部從事秘密工作的李良冤案平反的新聞,一連三次送市委,當時的主要領導都不准發表。由於當時的主要領導捂蓋子,天津的揭批查蓋子一直沒有揭開。那一次我發了火,在市委擴大會的小組會上拍了桌子,說此事『一定要見報,否則就不當這個窩囊總編了』。而後我們調整了策略,新聞稿送審不讓發表,報告文學不用送審吧!我派記者溫超藩深入公安局做充分調查,寫出了報告文學《為真理而斗爭》,在《天津日報》一版上發表了。這篇報告文學受到羅瑞卿同志的批示贊揚,他轉給了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說這是公安戰線的一位英雄。不久,胡耀邦同志派出中組部和公安部兩位司局級乾部專門來到天津我的家中,跟我談了整整一個半天,了解天津市揭批查工作的情況。後來,我給中央寫了一份一萬四千字的材料,托黃志剛同志轉中組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天津日報》解放思想,作了新聞改革的嘗試,鼓勵記者采寫鮮活的東西,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現的新事物、新情況、新問題,讓新聞像活蹦亂跳的魚兒一樣,誰都愛看愛吃,所以出現了《光棍堂引來金鳳凰》那樣的新聞。編委會明確提出,記者寫新聞報道要『抓活魚』,而編輯在版面上要提供『魚池』,不能把活魚放死了賣。『抓活魚』的觀點一出,引起首都新聞界和各地同仁的關注,當時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經濟日報社總編輯安崗都表示肯定。安崗作為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安排我到北京給首都各新聞單位介紹經驗,我介紹情況後,安崗和胡績偉都給予了高度評價,新華總社全文印發了我的錄音材料,解放軍報社長姚遠方在一版寫了評論,號召學習《天津日報》『抓活魚』的經驗。
1983年,市委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要調我到市人大常委會工作,這是提拔,但我明確表示:『我喜歡新聞工作,我要在《天津日報》乾一輩子!』過了一段時間,又一位領導找我談話,我又做了同樣的回答。第三次,是市委書記陳偉達找我談話,他說聽說幾次跟你談你都不同意,我想這回不能再堅持了,就這樣,我於1983年4月離開工作了24年的《天津日報》,調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但我一直把自己當作《天津日報》的一員,也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1984年6月26日,鄧穎超來津看望周叔弢的遺孀左道腴,當時沒通知記者,事後我寫了通訊《鄧大姐看望左大姐》,發表在《天津日報》上。鄧大姐曾問她的秘書趙煒:『沒通知記者來,也沒見人記錄,是誰寫的?』趙煒告訴她署名本報特約記者,是那天隨同來的人寫的。此後,鄧大姐曾兩次表揚,一次是當面對我說:『你的本事好大呀,我沒見你記錄呀!』一次是她接見許明、羅雲、張露三位大姐時,又贊揚了那篇通訊,還問許明,石堅是不是晉察冀日報社的?許明告訴她,是冀中導報社的,和王亢之一起工作的。
我總感覺,《天津日報》對於我,就像一位老紅軍,一直摸著我的頭頂,看著我一步步成長。正因為對《天津日報》懷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近幾年我曾兩次把我珍藏的5幅名人字畫獻給天津日報社。明年1月17日就是《天津日報》創刊65周年了,作為《天津日報》的一名老兵,看到了《天津日報》日新月異的發展,年輕有為的同志挑起了重擔,倍感欣慰。我希望《天津日報》薪火相傳,越辦越好,事業興旺,人纔輩出。最後,我借用朱總司令的一句詩贈予我的同仁:『喜見英雄真輩出,從茲不慮鬢毛斑。』
石堅,原名馬漢三,河北省清苑縣人,1924年生,1938年參加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先後從事部隊和地方文藝、新聞、宣傳工作,擔任過冀中導報社電訊編輯科科長,天津日報通訊部編輯科副科長、科長,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采編主任、副社長、社長,1960年任《天津日報》副總編輯,1961年任《天津日報》總編輯,直至1983年調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2004年離休。